清康熙年间如何作大地测量？历史记载虽然较简，但大体上还是清楚的。从1708年在长城试测起，至1717年各省测量结束，全国用经纬仪进行实测点共641个（因测量队受阻，新疆只测到哈密，西藏后来补测），另外还用三角仪测量数千个点（没有确切的统计）。其中在云南用经纬仪方法实测经纬度，其余的29个点（不包括今属缅甸的汉龙关），是用三角仪测量法进行推算的[3]，它们分散在不同县内，例如，滇西从北向南有维西塔城、宁蒗永宁、耿马孟定，滇南至景洪，滇东南至文山、广南，等等。在那个交通不便的时代，如此大范围的跨度测量和绘图，不是靠少数几个人在几个月就可完成的。各省依据测量绘制地图，先要有多个经纬仪的测点，由它们得到的经纬度作为基准，在这些基准点组成的网内，再用三角法由近及远地逐步测得相对方位进行推算填充，绘成分区图，最后按经纬度方位拼接成统一大图。这种拼接虽然复杂，但仍是有章可循的。
另外，如此浩大的工程，为何在较短时间内便能完成？原来，这次大地测量投入了大量人力。以上简介测量过程，提到的名字只是外国人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参加测量和绘图的中国人，有人估计约为200人。《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卷二百六十一记述，何国栋、索柱、白映棠等人，便是参加陕西、河南、浙江、广东、四川、云南的测绘的代表。康熙特令索柱要测定昆明县的真子午线，由此也可见一斑。当时云南府境内的分图绘成南北两幅：北图廓经度（京师偏西）约10°045′～19°30′，南图廓经度（京师偏西）约10°07′～18°28′；纬度约21°30′～28°N。[4]
碑文下半段文字记述1934年的复测也很简略，需补充其因由。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为进行中缅边界南段未定界的勘测，以沈文侯为首的中国勘测队带着60°等高仪，从南京赴云南，对清初始测数据进行复测。在复测点的台基北侧，有很重要的石标记述，抄录于下：
云南各地经纬度，自二百二十四年前初测，云南府昆明县北极高二十五度六分、京师偏西十三度三十八分。至今，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冬，由云南省政府教育厅、云南省教育经费委员会、云南通志馆、云南省立云南大学、昆明市一得测候所发起复测。大学校长何瑶主其事，十二月十九日夜七时起，在大学体育场，用六十度等高仪、天文时计和无线电收音机实行试测，是后四夜正式测量。观镜者沈文侯，纪录者浦光宗，读表者陈秉仁。共计测星二百，结果较前精密，并测真子午线——测处定为云南第一天文点。特立石标为志。
1934年的测绘现场(www.xing528.com)
陈秉仁（即陈一得）是这次活动的首倡者和观测者之一，他的工作日志还可以对石标内容作进一步补充。要点是：由他对观测的200颗恒星逐日的视赤经、视赤纬数据摘抄，是依据法国《航海通书》（今译为《天文年历》）用收音机收听菲律宾马尼拉发布的时号，用于校准天文钟。12月19日夜调试仪器、进行预演，12月20日起连续晴天，顺利取得数据。而后他又写信给天文研究所李铭忠，询问数据处理方法，得到回答后才计算出最终结果：
102°41′58．88″±1．95″E；25°03′21．19″±0．08″N
观测数据进行处理后得出最后结果，而后由浦光宗设计，在观测处建立永久性标志，何瑶题书“云南大学天文点”。另有最终观测结果刻在一铜环上，置于观测台基中央封了口的小圆洞内。[5]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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