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宋学衰敝以后,在主义上,能卓然自立,与宋学代兴的,实无其人。梁启超说:清代的学术,只是方法运动,不是主义运动(见所著《清代学术概论》),可谓知言了。质实言之,清代考证之学,不过是宋学的一支派。宋学中陆王一派,是不讲究读书的,程朱一派本不然。朱子就是一个读书极博的人。其后学如王应麟等,考据尤极精审。清学的先驱,是明末诸大儒。其中顾炎武与清代考证之学,关系尤密,也是程朱一派(其喜言经世,则颇近永嘉)。
清代所谓纯汉学,实至乾、嘉之世而后形成,前此还是兼采汉、宋,择善而从的。其门径,和宋学并无区别。清学的功绩,在其研究之功渐深,而日益趋于客观。因务求古事的真相,觉得我们所根据的材料,很不完全,很不正确;材料的解释,又极困难。乃致力于校勘;致力于辑佚;对于解释古书的工具(即训诂),尤为尽心。其结果,古书已佚而复见的,古义已晦而复明的不少,而其解决问题的方法,亦因经验多了,知道凭臆判断,自以为得事理之平,远不如调查其来路,而凭以判断者之确。于是折衷汉、宋,变为分别汉、宋,其主意,亦从求是变而为求真了(非不求是,乃以求真为求是)。清学至此,其听至,已非复宋儒所能限,然仍是一种方法的转变,不足以自成一军。
清学在宗旨上,渐能脱离宋学而自立,要到道、咸时今文之学兴起以后。西汉经师之说,传自先秦,其时社会的组织,还和秦、汉以后不同。有许多议论,都不是东汉以后人所能了解的。自今文传授绝后,久被搁置不提了。清儒因分别学派,发现汉儒亦自有派别,精心从事于搜剔,而其材料始渐发现,其意义亦渐明白。今学中有一派,专务材料的搜剔,不甚注意于义理。又一派则不然,常州的庄(存与)、刘(逢禄),号称此学的开山,已渐注意于汉儒的非常异义。龚(自珍)魏(源)两氏继之,其立说弥以恢廓。到廖平、康有为出,就渐渐的引上经世一路,非复经生之业了。(www.xing528.com)
廖平晚岁的学说,颇涉荒怪。然其援据纬说,要把孔道的规模,扩充到无限大,也仍是受世变的影响的。但廖氏毕竟是个经生。其思想,虽亦受世变的影响,而其所立之说,和现代的情形,隔膜太甚。所以对于学术界,并不能发生多大的影响。康氏就不然了。康氏的经学远不如廖氏的精深。然其思想,较之廖氏,远觉阔大而有条理。他怀抱着一种见解,借古人之说为材料而说明之。以《春秋》三世之义,说明进化的原理,而表明中国现在的当改革。而以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辅之。其终极的目的,则为世界大同。恰和中国人向来怀抱的远大的思想相合,又和其目前急须改革的情形相应,所以其说能风靡一时。但康有为的学说,仍只成为现代学术思想转变的一个前驱。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学术是利于通的,物穷则变,宋明以来的文化,现在也几乎走到尽头了。即使没有西学输入,我们的学术思想,也未必不变。但既与西洋学术相值,自然乐得借之以自助。何况现在西洋的科学方法,其精密,确非我们之所及呢?所以近数十年来,中国学术思想的变化,虽然靠几个大思想家做前驱,而一经发动之后,其第二步,即继之以西洋学术的输入。
和中国学术思想的转变最有关系的人是梁启超。梁氏的长处:在其(一)对于新科学,多所了解。(二)最能适应社会的程度,从事于介绍。(三)且能引学说以批评事实,使多数人感觉兴味。即此趋势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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