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滹沱河及其支流遗迹遗物
从公元前2000年到秦代以前的中原出土玉器看，山西是玉器量多质优的地区之一，且历史连贯有序。不过在空间分布上，多集中于太原特别是襄汾以南汾河—黄河地区，如太原金胜村晋国赵卿墓、灵石旌介、襄汾陶寺、翼城与曲沃天马—曲村、侯马、芮城坡头（清凉寺）等遗址，都出土相当多玉器。相形之下晋北地区的忻州代县正规发掘遗址较少，出土玉器亦少。
滹沱河和陉蹬（古雁门关）是最早与玉石之路代县段相关的河流和关口。而实地踏勘发现，滹沱河及其支流两岸台地多有人类活动遗迹或墓葬群遗址，如滹沱河南岸东段景、上阳阁、选仁、东章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东岸上桥庄新石器时代遗址，滹沱河支流峨河西岸峨口、胡峪河畔枣林、盆窑等新石器时代遗址，滹沱河北岸的沙河墓葬群、杀子河庙梁墓葬群，以及雁门古道铁裹门东山脊墓葬群等。这些古墓中的文物如果能幸存，对雁门关玉路的探寻就大为方便了。可惜均遭多年盗掘，千疮百孔，令人惋惜（图12—12）。
虽然如此，雁门古道勾注山南北古墓仍出土大量玉器。如忻州奇村战国墓出土玉饰面、玛瑙环等13件玉器，原平刘庄春秋墓出土玉剑首、玉扣、玉璧、玉环等，代县沙河墓葬盗掘案侦破收缴精美青铜剑、玉璧、玉环、带钩等。在可能的祭祀坑中，还发现有大号玉璧、青铜剑、青铜鼎等。朔州平鲁井坪战国墓出土玉串珠和玉饰件、马邑汉墓出土玉石器等。由此，仍然依稀可见山西及雁门古道在玉石之路上的重要地位（图12—13）。需要深入了解的是：当地的古玉器在何地生产出来，其所用玉料从何而来？
在访谈中，杨继东先生进一步指出了代县滹沱河在玉石之路雁门关段上的重要功能：古滹沱河是重要的水运航道，在20世纪60年代尚可行船。正定大佛寺有一种古老的传说：代县木料在夏季砍伐，用滹沱河水漂浮，冬季结冰后，从冰面拖运到工地。这些都说明，古滹沱河是可以用于航运的。杨继东先生说，在古人观念里，山高水长、山水相济，有山有水之地就应该出有灵气的石头，就应该能孕育、养护有灵气的石头。所以，本地有玉也是情理之中。当然这个问题应该交给地质矿物学家来做出科学的结论。
图12-12 沙河墓葬遗址短短一段并排九个盗洞及洞口之一
（唐启翠摄）
图12-13 山西代县雁门关周边关隘分布图(www.xing528.com)
（引自山西旅游景区志编委会编：《雁门关志》）
（二）代县馆藏及民间收藏玉器
据邢生明馆长回忆，从20世纪70年代起，由他经手征集回来不少玉器，后来战国墓葬群被盗案侦破后，公安机关收缴回来一批，现在代县博物馆库存玉器约有千件，器类有璧、环、璜、玦、圭、带钩等，特别是玉带钩很有特色。这些玉器的时代多为战汉，也有少量商周时期的，具体器形和材质已经不大清楚了，玉质有好有坏，有和田玉，也有石性很强的玉料。[16]
作为自古至今的玉石商贸通道和集散地，代县民间藏玉之风浓郁（图12—14），据杨继东局长和张润厚先生告知，代县享誉国内外的收藏大家约有七八个，从事玉器加工的也有七八家，自然也积淀成就了独具特色的玉石信仰和民俗（详见下文杨骊报告）。
（三）碑刻商号之玉商
雁门商道经营宝玉石的历史究竟从何时开始，无从稽考。虽然雁门玉路溯至战国时代毫无问题，但据《礼记》记载，玉石属于国家官方管制物资，私人买卖属于违法行为，彼时有无大规模商贸性玉石交易尚存疑。不过反向来看，也隐约透出当时存在违法的私下买卖。唐宋以来，随着玉器制品日益日常化，民间用玉渐盛，自然也就成为商贸品之一，专门性宝玉器商号也就随之出现了。代县从清代到民国初年，商号按照经营商品异同分行，以行立社。城内共分为5社20行。5社是宝珠社（金银首饰、珠宝兑换）、宝元社（当行）、宝丰社（粮食和食品加工）、宝锦社（钱行、票庄）、云锦社（京货、绸缎庄）。20行是京货行、山货行、杂货行、芝麻行、陆陈行、钱行、珠宝行、靴行、当行、木器行、铁业行、古玩行、药行、食店行、缝纫行、漆行、染行、粮行、纸行、理发行。今雁门关边靖楼下镇边寺（李牧祠）旁存有清光绪、宣统年间重修雁门关道路布施碑，镌刻有张家口、祁县、太谷、榆次、平定、上党、包头、萨拉齐、朔州、山阴、代州等布施晋商商号逾千，其中32家商号名称与玉相关，如永兴玉、大德玉、大兴玉、世和玉、世兴玉、德昌玉、永盛玉、复成玉等。这些至少能够说明清代玉石贸易产量仍然在雁门关道占据着很大的比重。
图12-14 据传出自沙河战国墓的玛瑙组环
（私人藏品，唐启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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