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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相互纠结及星占与灾祥观念的证据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蒲慕州指出,汉代的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存在着相互纠结的情况。东汉民俗文化也存在着日月之蚀时饮酒作乐为禁忌的观念。仪征铜圭表显示出星占学在社会的普及与深入。[63]图11-6 东汉灵台遗址东汉灵台是体现天人感应灾祥观念的“纪念碑性”建筑。图11-7 马王堆汉墓帛书日食图局部图11-8 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气图局部图11-9 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局部观天之器与观天建筑为星占学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强化了灾祥观念。

汉代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的相互纠结及星占与灾祥观念的证据

蒲慕州指出,汉代的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存在着相互纠结的情况。具体而言,官方宗教与民间信仰在崇拜者身份与崇拜对象两个方面存在着重叠。[55]葛兆光也指出,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生活之间,还存在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56]东汉王朝礼仪中,存在着“素服、寝兵、不听事五日”、伐鼓救日、割羊祠社等因应举措。东汉民俗文化也存在着日月之蚀时饮酒作乐为禁忌的观念。《风俗通义》曰:“俗说:临日月薄蚀而饮,令人蚀口。谨案:日,太阳之精,君之象也。日有蚀之,天子不举乐。里语:‘不救蚀者,出行遇雨。’恐有安坐饮食,重慎也。”[57]这说明王朝礼仪与民间禁忌存在着共同的心理基础,即天人感应神话思维。在此种思维方式作用下,自然现象与人事现象归类为祥瑞与灾异,这种思维方式不仅存在于官方意识形态中,还植根于史前大传统以来一直持续不断的民间信仰中。

图11-2 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二十八宿圆盘与盘架复制件

(引自Ruggles,Clive L.N.,ed.,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

图11-3 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太乙九宫式盘

(引自Ruggles,Clive L.N.,ed.,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

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过六壬式盘、太乙九宫式盘及二十八宿圆盘各一件。夏侯灶墓出土的二十八宿盘分上下两盘。上盘盘中央画着十字交叉线,盘面画有北斗七星;下盘盘中心同样画着十字线,边缘标有二十八宿宿名与各宿“距度”(图11—2)。专家对这一对圆盘的功能看法不一,严敦杰推测其为璇玑玉衡或者是圆仪,刘金沂推测其为天文测角仪器。美国学者夏德安(Donald J.Harper)推测夏侯灶墓二十八宿圆盘为星占仪器,并称之为“斗盘”(Dipper dial)。英国学者古克礼(Christopher Cullen)推断其为辅助星占的天文计算器,并称之为“宿盘”(Lodge dial)。石云里等学者的最新研究表明,夏侯灶墓二十八宿盘及其支架组合后,形成了一架赤道型观测仪器。[58]夏侯灶墓太乙九宫式盘分上下盘,上盘为圆形,有四条直线相交于圆心,分圆为八等份,交线的一端分别刻着“一君”“六”“七将”“二”“九百姓”“四”“三相”“八”等篆文;下盘为正方形,盘内又有一正方形,线外刻四时八节。太乙九宫式盘下盘格线内,以“当者有忧”为起点,按顺时针方向刻着“当者有忧”“当者病”“当者有喜”“当者有僇”“当者显”“当者死”“当者有盗争”“当者有患”诸篆文(图11—3)。[59]显然,该盘主要用于以天象占测人事。

图11-4 西汉汝阴侯夏侯灶墓圭表复制件

(引自Ruggles,Clive L.N.,ed.,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

图11-5 江苏仪征东汉墓铜圭表

(引自Ruggles,Clive L.N.,ed.,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

据石云里等学者的最新研究,汝阴侯夏侯灶墓出土的一件“不知名漆器”可能为一种特殊圭表(图11—4)。[60]1965年,在江苏仪征石碑村一号墓出土一件折叠式铜圭表(图11—5),墓葬年代为东汉中期。墓主可能为一生漂流道教信徒,或者是一生潦倒的民间教师。圭表为古老的测日影与确定节气的仪器。2002年,陶寺遗址ⅡM22发现一根漆杆ⅡM22:43,漆杆残长171.8厘米,复原后长度为187.5厘米,漆杆颜色为黑绿相间色段并以粉红色带分割。考古专家何驽认为漆杆是用以测量日影的“圭尺”,制作年代大约是陶寺文化中期偏晚。[61]仪征圭表表高汉尺八寸,圭长汉尺一尺五寸。《三辅黄图》云:“(长安灵台)又有铜表,高八尺,长一丈三尺,广一尺二寸,题云:‘太初四年造。’”[62]仪征出土的东汉铜圭表约为官方圭表尺寸的十分之一。仪征铜圭表显示出星占学在社会的普及与深入。[63]

图11-6 东汉灵台遗址

(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

东汉灵台是体现天人感应灾祥观念的“纪念碑性”建筑。《东观汉记》载:“是岁(中元元年,即56年),起明堂、辟雍、灵台,及北郊兆域。”[64]张衡《东京赋》言灵台之功能:“冯相观祲,祈禠禳灾。”[65]这种集观象与祈禳功能于一体的建筑可以上溯至陶寺观象台遗址。班固《东都赋》后附《灵台》诗:“乃经灵台,灵台既崇。帝勤时登,爰考休征。三光宣精,五行布序。习习祥风,祁祁甘雨。百谷蓁蓁,庶草蕃庑。屡惟丰年,于皇乐胥。”[66]灵台是东汉国家天文机构,下设灵台丞1人,灵台待诏41人,其中候星14人、候日2人、候风3人、候气12人、候晷景3人、候钟律7人。考古发现,灵台遗址位于今河南偃师,遗址中心为方形高台,台的四周有上下两层平台。下层平台有环廊,上层平台四面各有5间建筑,南面建筑涂朱粉,北面涂黑粉,东面涂青粉,西面涂白粉(图11—6)。

图11-7 马王堆汉墓帛书日食图局部

(引自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

图11-8 马王堆汉墓帛书云气图局部

(引自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

图11-9 马王堆汉墓帛书彗星图局部

(引自傅举有、陈松长:《马王堆汉墓文物》)

观天之器与观天建筑为星占学发展提供物质基础的同时,也强化了灾祥观念。在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中可以观看到不少配有文字的日食图、云气图以及彗星图。与日食相关部分,如“戊食”“地食”“阴食”“不胜食”“岁食”(图11—7)。与云气相关部分(图11—8),如:“圣王出,霸。”“大火出,烧,兵至,其胜日淬,战胜。”“大水亡一邦。”“贤人动。”“不出五日,大战,主人胜。”与彗星相关部分(见图11—9),例如:“是胃(谓)赤灌,大将军有死者。”“蒲彗,天下疾。”“蒲彗星,邦疢,多死者,北宫。”“是胃(谓)秆彗,兵起,有年。”出土于新疆民丰尼雅遗址的一件汉晋时期织锦护臂,上织星、云纹、白虎、朱雀、辟邪等祥瑞纹样,并织出篆文“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可见星占观念之深入人心。

图11-10 西安交通大学汉墓穹顶图

(引自呼林贵:《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壁画》)

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少汉墓中可以发现星象图,如西安交通大学西汉墓壁画二十八宿星图(图11—10)、河南洛阳烧沟61号西汉墓天汉图、河南洛阳尹屯新莽壁画墓星象图、陕西定边四十里铺东汉墓星象图、江苏盱眙东阳汉墓木刻星象图以及众多河南南阳汉墓星象图等。在汉代祠堂与墓阙中也可发现一些天文画像,如山东嘉祥武梁祠的北斗帝车图与山东肥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星象图(图11—11)等。汉代墓室星象图通常位于前室墓顶、主室墓顶或前室过梁石下,具有象征天界的含义。冯时指出,死者再现生者世界的做法在中国古代墓葬中得到特别运用,“其中最显著的就是使墓穴呈现出宇宙的模式并布列星图”。[67]汉墓星象图营造出一种天界景观,同时也传达了一种祥瑞意味。汉墓天文画像主要为阳乌图、日月同辉图、伏羲捧日图、女娲捧月图、阳乌北斗七星图、苍龙星座图、白虎星座图、牛郎织女图、彗星图等。河南南阳汉画像中多见金乌、蟾蜍同处一幅画面,甚者金乌所负日轮中画有蟾蜍,这是表示“日月合璧”之意。东汉人相信,天下太平会出现五星连珠或日月合璧之类的天象。苍龙星座图与白虎星座图也具有祥瑞性质。《三辅黄图·未央宫》曰:“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68]东汉铜镜铭文中常刻有“左龙右虎辟不祥”之辞,如“尚方作竟大毋伤,巧工刻之成文章,左龙右虎辟不祥,朱鸟玄武顺阴阳,上有佚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永平七年九月造真镜”。[69]彗星本为“妖星”,为不祥之兆,但在河南南阳罐山汉墓与王寨汉墓中均有出现,或许是取彗星祓除不祥之义。

图11-11 山东肥城孝堂山石祠东汉画像

(引自中国画像石全集编委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

在陈蕃、窦武谋诛宦官的过程中,天人感应性质的星占思维具有关键性作用。通过考察当时的儒家流行学说,可以发现儒家正统学说特别是纬书中包含了丰富的星占知识。通过家学承传与师徒授受,儒家学说无时不在地灌输着“天人感应”神话观念,纬书与儒家经书共同编织了一张东汉王朝意识形态之网。以“汉重日食”为例,可以发现星占知识在东汉政治中具有重要的话语权力。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占》、银雀山汉简、敦煌汉简等出土文献揭示出汉代星占知识的具体风貌,还揭示出星占信仰在汉代的普及与深入。汉代救蚀仪式、天文仪器、天文观测建筑以及星象图体现出官方与民间共享着天人感应的灾祥观念。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仪式以及物象四重证据交织呈现出汉代星占文化图景。

【注释】

[1]范晔司马彪:《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258页。

[2]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243页。

[3]同上。

[4]同上书,第3269页。

[5]同上。

[6]同上书,第2240页。

[7]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第1342页。

[8]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40页。

[9]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2545—2546页。

[10]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272页。

[11]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第86—87页。

[12]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480页。

[13]赵在翰:《七纬》,齐鲁书社,1997年,第584页。

[14]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11页。

[15]赵在翰:《七纬》,齐鲁书社,1997年,第880—882页。

[16]同上书,第828页。(www.xing528.com)

[17]同上书,第828—829页。

[18]同上书,第827页。

[19]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16页。

[20]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522页。

[21]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7页。

[22]周振甫:《文心雕龙今释》,中华书局,1986年,第216页。

[23]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265页。

[24]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第733页。

[25]孔安国:《尚书正义》,孔颖达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3页。

[26]参看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32—250页。

[27]李学勤:《试释楚简〈鲍叔牙与隰朋之谏〉》,《文物》2006年第6期。

[28]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第1765页。

[29]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数术书简论》,《出土文献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98年,第13页。

[30]同上书,第14页。

[31]连劭名:《银雀山汉简〈占书〉述略》,《考古》2007年第8期。

[32]同上。

[33]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62页。

[34]同上书,第147页。

[35]同上。

[36]同上。

[37]同上书,第149页。

[38]同上书,第169页。

[39]同上书,第170页。

[40]同上书,第174页。

[41]刘乐贤:《马王堆天文书考释》,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74页。

[42]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1971页。

[4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汉简》,中华书局,1991年,第241页。

[44]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居延新简》,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37—440页。

[45]刘昭瑞:《考古发现与早期道教研究》,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394—395页。

[46]参看黄启书:《试探汉代灾变之礼—以日食为例》,见《孔德成先生学术与薪传研讨会论文集》,台湾大学中文系,2009年,第395—432页。

[47]陈立:《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第272—275页。

[48]左丘明:《春秋左传正义》,孔颖达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358页。

[49]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101页。

[50]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80页。

[51]范晔、司马彪:《后汉书》,中华书局,1965年,第3370页。

[52]J.G.弗雷泽:《金枝》,徐育新等译,新世界出版社,2006年,第79—80页。

[53]Ziółkowski,Mariusz,“Observations of Comets and Eclipses in the Andes”,in Ruggles,Clive L.N.,ed.,Handbook of Archaeoastronomy and Ethnoastronomy,New York: Springer Science and Business Media,2015,pp.913—920.

[54]顾俊泉:《幼时亲睹日蚀追记》,《湖北档案》2001年第4期。

[55]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14页。

[56]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第1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57]王利器:《风俗通义校注》,中华书局,1981年,第563页。

[58]石云里等:《西汉夏侯灶墓出土天文仪器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59]殷涤非:《西汉汝阴侯墓出土的占盘和天文仪器》,《考古》1978年第5期。

[60]石云里等:《西汉夏侯灶墓出土天文仪器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61]何驽:《山西襄汾陶寺城址中期王级大墓ⅡM22出土漆杆“圭尺”功能试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09年第3期。

[62]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277页。

[63]参看车一雄等:《仪征东汉墓出土铜圭表的初步研究》,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古代天文文物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第154—161页。

[64]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页。

[65]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441页。

[66]同上书,第332页。

[67]冯时:《中国天文考古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95页。

[68]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第160页。

[69]王士伦、王牧:《浙江出土铜镜》,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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