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文献中最早的日蚀传说见于《尚书》，《尚书·胤征》记载夏朝仲康在位时，羲氏、和氏沉湎于酒，误了公事，最终伏诛：“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闻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诛。”[25]有论者称这次日蚀发生于公元前2043年，但《尚书·胤征》日蚀记录的具体时间还不确切。商代甲骨文已有可靠的日蚀记录。商人关注日食，日蚀未发生之前，卜官多次卜问是否将发生日食，日食发生之后，还向祖灵报告。公元前1161年10月31日（殷历为乙巳日）出现日食，时值殷王武丁在位。乙巳日食之前54天为壬子日，商人已经开始占问甲寅日是否发生日蚀（“壬子卜，贞：日蚀于甲寅？”），甲寅日并未发生日蚀，壬子日后14天再次卜问日蚀（“乙丑贞：日有蚀，其告于上甲？……其六牛？不用。”），乙丑日还是未发生日蚀。乙丑日之后又多次反复卜问，直至乙巳日，日蚀终于发生，当天晚上为此告祭先王上甲，并祭献了9头牛：“乙巳贞：
彡，其
小乙？兹用。日有蚀，夕告于上甲，九牛。”[26]（图11—1）
图11-1 商代甲骨文乙巳日食见食记录
（引自郭沫若主编：《甲骨文合集》第11册，第33696片）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第5册第1篇《竞建内之》记载隰朋与鲍叔牙借日食向齐桓公进言。专家以为，《竞建内之》与《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实为一篇。重新编排后的简文大意为：日食过后，桓公问日食的征象，鲍叔牙答为“星变”“害将来，将有兵，有忧于公身”。齐桓公问祷祝之法，隰朋回答说，桓公自身无道，不践于善，祷祝无益。接着，鲍叔牙与隰朋引殷商高宗肜日的故事劝谏桓公。桓公接受鲍叔牙与隰朋的谏言，采取了整顿祭祀典礼、登记户籍、增开田亩、修路等措施。一些专家以为，《竞建内之》简文有托古性质，所载日食不可尽信。[27]尽管如此，《竞建内之》仍是一篇了解战国时期儒家灾异思想的重要史料。
《汉书·艺文志》云：“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28]“天文”条下收录二十一家，计四百九十五卷，包括《汉日旁气行事占验》（三卷）、《汉日旁气行占验》（十三卷）、《汉日食月晕杂变行事占验》（十三卷）等。《汉书·艺文志》“天文”条所录文献今皆已佚。传世文献中，《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等文献是了解汉代星占思想的重要史料，但其内容经过整理者加工，难以尽显原貌。汉代“天文”类出土文献显得弥足珍贵，现有文献主要为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日月风雨云气占》（甲乙篇），安徽阜阳汉简《五星》《星占》，及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占书》等。
阜阳汉简1977年出土于安徽阜阳双古堆一号汉墓，墓主夏侯灶卒于汉文帝十五年（前165年）。阜阳汉简数术类文献包括《日书》《五星》《星占》《楚月》《天历》《刑德》等。《五星》内容目前尚未正式发表。据介绍，《五星》简为一张排列五星顺序的表，间有地支名插入，如1号简“辰、水、土、土”，16号简“［戌］、亥、火、火、金”。结合双古堆一号汉墓出土式盘来看，古代数术家可能通过观测和运转式盘并结合《五星》表来查看五星方位，占卜吉凶。[29]阜阳双古堆汉简《星占》内容零碎，简文中多次出现“日、辰星”，可能是以日与辰星（水星）的方位来占卜吉凶。简文中有一些某月日于某地的简文，疑为星宿经过某地的记载，或者是星辰交会给所对应的分野影响的推算等，应与星占有关。[30]
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出土了一批简牍，年代处于汉武帝元光元年至元狩五年之间（前134—前118年）。银雀山汉简“阴阳时令占候之类”数术文献计12篇，包括《占书》《迎四时》《曹氏阴阳》《三十时》等。银雀山汉简《占书》题名为整理者所拟定，其主要内容为天文月晕占、客星占、雷霆占、司德占、人事杂占以及星宿与分野等。天文月晕占存六简，简文保持完整，其用途主要为军事。简文列举古之亡国的月晕征象，譬如，“月十三垣，共工亡，离民亡……月十一垣，昆吾氏亡，有狄民亡。月九垣，有怏民亡”。[31]客星占存六简，其一云：“……有忧，非中乱则主兵国亡，后客星复舍焉，其国将复立，客星抵月，布衣试（弑）其君。”[32]
马王堆帛书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墓主可能为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儿子或兄弟，其下葬年代为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前168年）。马王堆帛书“天文”类文献主要为《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日月风雨云气占》等。《五星占》主要记载木、火、土、金、水五星的占测与行度，原文计8 000余字。《五星占》具有天人感应思想，如论太白星云：“凡是星不敢经天，经天，天下大乱，革王。”[33]《天文气象杂占》主要内容为云气占、日月旁气占及彗星占等。兹举日占为例：“日有珥，邦君有行；有行而珥，行不成。”[34]“日出赤，上有二珥，岁熟。”[35]“日适为忧，其占善吉，则后有喜。”[36]“日斗，其邦内乱，战，不胜，亡地，其君不死。玄、白斗，邦多死者。”[37]马王堆帛书《日月风雨云气占》主要内容为日月旁气占、云气占、风占、雨占、雷占及二十八宿分野等。略举数例：“日左珥，左国有喜；日右珥，右国有喜；左右皆珥，三军喜和。”[38]“日连晕，人主大遇。尽白，大和；尽赤，兵起，攻，忧国，先者得地多。”[39]“日晕九重，天下有立公伯。”[40]“日食，为王；月食，为后。”[41]
汉代出土文献揭示出汉代灾异思想具有深厚的方术背景。从董仲舒的灾异说到京房、谷永、刘向、刘歆、班固、襄楷、蔡邕等人的灾异说，其间的演进大势为儒家吸收方术知识并不断旁衍发皇。
星气之占在汉代具有广泛的社会基础。在东汉，除了皇家天文观测机构成员外，一些知识分子也精通天官（表11—1），他们的社会身份或为儒师，如樊英、廖扶等人；或为官员，如张衡、蔡邕、郎
等人；或为平民，如襄楷等人。其中一些星占家兼有儒师与官员两种社会身份，如樊英在壶山教授图纬，顺帝时官拜五官中郎将、光禄大夫。杨厚在安帝时担任过中郎，由于答问不合邓太后意旨而免归，以教授门生为业，学生人数超过3 000，学生著名者为任安、董扶。董扶也以教授学生为业，灵帝时拜为侍中。董扶似乎通晓望气之术，他告诉太常刘焉益州有天子气。于是刘焉求出为益州牧，与董扶一起入蜀。
表11-1 东汉精通天官者社会身份及其知识(www.xing528.com)
（续表）
星占知识的流通存在着师徒授受与家学承传两种方式，传授天文之学的一些知识分子还是通儒，如马融、郑玄等人。马融曾经上书曰：“星孛参、毕，参西方之宿，毕为边兵，至于分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将起乎！宜备二方。”[42]郑玄在太学学习期间，师事第五元先，学习过《三统历》《九章算术》《京氏易》及《公羊春秋》，后来又向张恭祖与马融学习，晚年撰写过《乾象历》《天文七政论》等与天文历法相关的著作。
当然，有些星占家采取了家学承传的形式。例如，杨厚之父杨统就学于同郡郑伯山，学习《河洛书》及天文推步之术。杨厚自小受父亲熏陶，子传父业（“少学统业”）；任文公的父亲任文孙通晓天官风角，任文公之学得自家传（“少修父术”）；郎
的父亲郎宗学《京氏易》，善风角、星算、六日七分，能望气占候吉凶，郎
也是“少传父业”。女性也可以学习天文之学，如班昭。《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和熹邓后自入宫掖，就向班昭学习经书与天文算数（“从曹大家受经书，兼天文算数”）。班固去世时，《汉书·天文志》尚未完成，班昭与马续奉命共同续撰，可见她具有相当深厚的星占功底。
就连戍边吏卒或多或少都知晓一点星气之占。如《敦煌汉简》第567条：“云气将出，湿，有理，天不耐雨，空阴耳。”[43]“居延汉简”破城子探方六五可见到有关风占的三条材料，具体内容为：
266 □二月土音西食酉申地
278 四月土音西食酉西地
308 □九月土音南食午未地 治南方吉治北方匈[44]
破城子探方同出的有纪年的简，上限为西汉宣帝甘露元年（前53年），下限为东汉光武帝刘秀建武年间。破城子探方六五的年代大约处于汉成帝至更始年间，如260简为新始建国地皇四年（23年），313简为更始二年（24年），528简为河平二年（前27年）。宫商角徵羽五音中宫属土，故宫风之音可称土音。“食”为“受纳”之义，“西食”指的是风向的西来，申酉在方位上亦属西方，[45]故266简云“西食酉申地”。从居延新简中我们可以推测出风占术在戍边中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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