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表明，天文观测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史记·天官书》云：“自初生民以来，世主曷尝不历日月星辰？”[7]历代王朝统治者之所以重视观测天象，其缘由在于“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在王朝意识形态中占有一席之地，特别是作为王朝意识形态的“天命观”具有星占学源头。汉代，在董仲舒的倡议下，儒家逐渐定于一尊。儒家意识形态相信“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一旦出现“慧孛飞流，日月薄食”之类的天象，皇帝或移过于臣下，或作出罪己之举，大臣们也会伺机上疏，陈述对天象的看法。而对那些试图“取而代之”者来说，对统治者不利的天象成为他们起事的有利借口。
儒学在东汉十分兴盛，东汉设立的五经博士共十四家，太学在鼎盛时学生人数超过三万，这与执政者的提倡分不开。汉光武帝刘秀本为儒生，虑事深远，在天下尚未完全平定时就已讲求儒学。《后汉书·光武帝纪》记载：“（建武）五年……齐地平，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8]在晚年（中元元年，56年），光武帝又兴建明堂、灵台、辟雍及北郊兆域，宣布图谶于天下。追随光武帝的“云台二十八将”，也大都是儒生出身。在光武帝的好尚之下，东汉初期就已兴起崇尚儒学之风。明帝时行三雍之礼，飨射礼毕，明帝亲自讲经，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后汉书·儒林传》夸张地说：“冠带缙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9]章帝时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论《五经》异同，章帝亲临称制，班固奉命撰成《白虎通义》。
当时的儒说掺杂着不少星占话语，《齐诗传》《韩诗外传》《春秋公羊传》及诸家《礼》学、《尚书》学、《易》学中均可见星占话语。以日食为例，日食在两汉之时还不能精确预报，属于异常现象。《白虎通义·灾变》云：“日食必救之何？阴侵阳也。”[10]此说与董仲舒之说一致。《春秋繁露·精华》云：“大水者，阴灭阳也。阴灭阳者，卑胜尊也，日食亦然，皆下犯上、以贱伤贵者，逆节也。”[11]《洪范五行传》以为“皇之不极”则有“日月乱行，星辰逆行”。《汉书·五行志》“皇之不极”条按年代顺序列举了春秋与西汉时期的日食记录，并附之以董仲舒、刘向、刘歆、谷永、京房等诸家解说。其中，京房的日食理论较为系统，其日食占二十条，共二十四种形状，如“内臣外乡兹谓背，厥食食且雨，地中鸣。冢宰专政兹谓因，厥食先大风，食时日居云中，四方亡云”。[12]
西汉末期，谶纬之说日盛。光武帝封禅以后，颁布图谶于天下，自此谶纬成为内学，在儒生当中刮起了争学谶纬之风。不过谶纬的流行，除了皇帝的提倡外，还有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应当注意到，谶纬相当多的内容由数术知识构成。所谓“数术”，包括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数术”与“方技”合称为“方术”。谶纬的兴起是儒家思想与方术知识交融的结果，二者共享着天人感应的宇宙观，儒家意识形态寻求方术知识的支持，而方术知识则通过响应主流意识形态的“召唤”进入了话语圈。当时官方颁布的谶纬共有八十一篇，即《河图》《洛书》四十五篇与“七纬”三十六篇。仅就“七纬”而言，其所含的星占观念就特别丰富。
以《尚书》纬为例，《尚书》纬包括《尚书璇玑钤》《尚书考灵曜》《尚书刑德放》等纬书。从题名来看，《尚书璇玑钤》存在着星占背景—“璇玑”既可指观测天文之器，又可指涉北斗七星中的天璇、天玑。《尚书璇玑钤》曰：“北斗第一星变色，数赤不明，七日内日蚀。”[13]《尚书考灵曜》题名亦与星占相关，“考灵曜”意为考察日月星辰之运行，其中心思想是观象授时、按时施政，因此《尚书考灵曜》对周天度数、日月行度、二至影长、历元之始皆有记载。《尚书考灵曜》还把一年分成春、夏、季夏、秋、冬，并与五星相配，如果政事亏缺，对应的五星就会出现反常天象。
再以《诗》纬为例，《诗》纬包括《诗推度灾》《诗泛历枢》《诗含神雾》等。《诗推度灾》以分野观念解释《诗经》方国名称，又以“天人感应”观念解释日蚀、二日相争、月蚀、荧惑黑圆、流星等反常天象。如“日蚀，君伤”“月蚀，大臣刑”等。《诗泛历枢》具体解释“四始五际”，还罗列了不少星占知识，如“房为天马，主车驾”之类。《诗含神雾》记载庖牺、黄帝、颛顼、尧、舜、契等圣王的感生神话，也收录了不少星占知识，如“日之蚀，帝消”之类。
汉明帝在诏书中说：“日食之变，其灾尤大，《春秋》图谶所为至谴。”[14]可见《春秋》及其纬书是东汉日食理论的一个重要来源。《春秋》纬记载了不少日蚀占断方法。一是根据日蚀的干支日作出预测。《春秋潜潭巴》曰：“甲子日蚀，有兵，为狄强起。乙丑日蚀，大旱，大夫执纲。……壬戌日蚀，群山崩。癸亥日蚀，大人崩。”[15]二是根据日蚀的时辰作出占断。《春秋感精符》曰：“日蚀寅卯辰木域，招谋者司徒也。日蚀己午未火域，招谋者太子也。日蚀申酉戌金域，招谋者司马也。日蚀亥子丑水域，招谋者司空也。”[16]三是根据日蚀方位作出占断。《春秋感精符》曰：“日蚀亢中，其邦君有忧。日在心而蚀，兵丧并起。……日蚀张，王者失礼，宗庙不亲，急退太常，以廷尉代之。不者不安，期在十二月与五月。”[17]四是根据日蚀时太阳的颜色与形相作出占断。《春秋感精符》曰：“君臣争则日裂，主偏任则日裂为五。”[18]除此之外，《春秋》纬还大量记载彗星占、五星占、月占及二十八宿星官等星占知识。(www.xing528.com)
赵翼《廿二史劄记》指出，汉重日食。汉文帝二年（178年）十一月发生日食，文帝下诏，诏书称：“日有食之，谪见于天，灾孰大焉！”[19]《后汉书》载有灾异诏书57道，与日食有关的诏书一共有21道，而按照司马彪《续汉书·五行志》的统计，东汉共发生日蚀72次。在诏书中，皇帝或者是表示自己“不德”“德薄”“无德”；或者要求臣僚“上封事”“极言无讳”；或者是表达自己的内疚、忧惧之意，如光武“永念厥咎，内疚于心”“谪见日月，战栗恐惧”，明帝“永览前戒，竦然兢惧”“咎在朕躬，忧惧遑遑”，章帝“忧心惨切”，桓帝“祗惧潜思，匪遑启处”[20]，所谓“汉诏多惧词”也。还有些皇帝采取“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的举措，表明自己的反省之意。如建武七年（31年）三月癸亥晦日食、永平十八年（75年）甲辰晦日食、兴平元年（194年）六月日食，光武帝、章帝、献帝都采取“避正殿，寝兵，不听事五日”的举措，正所谓“太上修德”。在日食理论中，刑罚不中则民怨郁结，怨气干天则日月不光，因此有时候朝廷会采取理冤狱、大赦天下、减刑、赎罪、薄征赋之举。如明帝永平十三年（70年）日食制令“刺史、太守详刑理冤”。又如延熹九年（166年）正月辛卯朔日食，桓帝下诏云：“灾异日食，谴告累至”，并下令大司农免除今年调度征求及去年所调未完成者。[21]
按照日食理论，日食的原因为“阴侵阳”，而“阴”具有阐释的不确定性，可以是诸侯王、女主、外戚、后妃、宦官、小人得幸。东汉历史中，批评矛头指向外戚的奏疏以丁鸿的封事为典型。和帝时，窦太后临政，窦宪兄弟各擅威权，永宁四年（121年）发生日食，丁鸿借此上封事。所谓“封事”，《文心雕龙·奏启》云：“自汉置八仪，密奏阴阳，皂囊封板，故曰‘封事’。”[22]丁鸿疏奏中说：
臣闻日者阳精，守实不亏，君之象也；月者阴精，盈毁有常，臣之表也。故日食者，臣乘君，阴陵阳；月满不亏，下骄盈也。……宜因大变，改政匡失，以塞天意。[23]
丁鸿在疏奏中认为日食是“臣乘君，阴陵阳”的征象，接着引据《诗经》与《春秋》来说明“变不空生，各以类应”的道理。在历数权臣倾国的史实后，他指出，最近月满不亏，表明“臣骄溢背君，专功独行”，这次日食是上天再次告诫皇帝，因此应该有所行动。封事上达十余天之后，和帝就让丁鸿掌管兵权，担任太尉与卫尉，收了窦宪的大将军官印。窦宪兄弟就国，其后自杀。因日食而导致外戚垮台的史实还有一例，元初六年（119年）二月地震，其年十二月戊午朔日蚀，是时邓太后临朝听政，太后兄弟邓遵多兴师重赋出塞妄攻之事，司空李郃上书指出，一年之中出现两次灾异，“祸在萧墙之内，臣恐宫中必有阴谋其阳，下图其上，造为逆也”。[24]李郃的书奏十分大胆，他认为祸在萧墙之内，矛头已经直指太后。他接着建议贬退太后兄弟群从内外之宠，举荐贤才。邓太后崩后，安帝收考宦官赵任等，查问出所谓的“废立之谋”，再加上乳母王圣等人的诬告，于是邓氏宗族皆免官，邓骘与邓遵自杀。
当然，大臣因日食进言并不一定都会被采纳，桓灵二帝时大臣关于日食的书奏多被置之不理。譬如，灵帝光和元年（178年）共出现两次日食，十月份丙子晦的日食从巳时持续到午时。日蚀过后，云雾迷蒙，卢植上书。他认为日食缘于阳失阴侵，并陈八事以消灾：用良、原禁、御疠、备寇、修礼、遵尧、御下、散利，即任用贤良、开放党禁、收葬宋皇后家属等。卢植的奏章没有被采纳。书奏被置之不理已经算是幸运，更悲惨的是，因日食上奏而遭杀身之祸。如延熹元年（158年），太史令陈授以为灾异日食之变，咎在梁冀，结果梁冀“讽洛阳令收考授”，陈授因此死于狱中。尽管不乏因日食而进言失败的案例，但我们仍可以从这些案例中窥见东汉士大夫所信仰的“天人感应”神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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