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摘要
陈蕃与窦武谋诛宦官的历史事件，体现出星占与汉代政治的密切关系。传世文献表明，汉代统治者重视日食，汉代儒家学说特别是纬书掺杂着不少星占话语。汉代出土文献不但揭示出汉代星占知识的原始面貌，还揭示出星占信仰在汉代的普及与深入。汉代救蚀仪式、汉代天文仪器、天文观测建筑以及星象图体现出官方与民间共享着天人感应的灾祥观念。传世文献、出土文献、仪式以及物象的四重证据交织呈现出汉代政治与星占文化的关联图景。本章的分析案例有助于从天人合一的神话观念视角，理解华夏正史书写的“神话历史”特色。
《滕王阁序》有一名句：“物华天宝，龙光射斗牛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此句提到的“陈蕃”为汉代名人，其幼年时有一壮语：“大丈夫处世，当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就是这位陈蕃，在史家的笔下，其死有天象异常之兆。具体地说，陈蕃之死，与“太白入太微”天象存在着关联。
司马彪《续汉书·天文志》记载：“孝灵帝建宁元年六月，太白在西方，入太微，犯西蕃南头星。”[1]据司马彪解释，“太白入太微”预示着“宫门当闭，大将被甲兵，大臣伏诛”。其具体事应为陈蕃与窦武谋诛宦官事泄，反遭宦官矫制杀害。陈蕃与窦武之死的始末在袁宏《后汉纪》和范晔《后汉书》中有更详尽的记述。汉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刚刚即位的灵帝才13岁，陈蕃任太傅，窦太后之父窦武任大将军。陈蕃与窦武都对宦官专权不满，共谋诛除宦官，窦武于是安排尹勋、刘瑜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担任要职。建宁元年五月丁未朔，天现日食，“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陈蕃劝窦武借日食之机“斥罢宦官，以塞天变”。窦武遂说服窦太后诛除管霸、苏康，但此后在诛曹节一事上，太后一直拿不定主意。同年六月，太白出西方，精通星占的刘瑜以为不祥之兆，上书皇太后：“太白犯房左骖、上将星，入太微，其占宫门当闭，将相不利，奸人在主傍。愿急防之。”[2]同时，刘瑜致信陈蕃、窦武二人，建议速做决断：“星辰错缪，不利大臣，宜速断大计。”[3]窦武上奏搜捕中常侍曹节、长乐食监王甫等。但由于朱瑀偷看窦武奏本，他先下手为强，纠集亲信宦官歃血为盟。曹节矫诏发兵讨伐窦武，窦武兵败自杀，太后迁至南宫，陈蕃、尹勋、刘瑜、冯述被夷族。(https://www.xing528.com)
回顾陈蕃与窦武的谋划过程，可以注意到其两次行动时机的选择皆与异常天象有关，一为日食，一为“太白入太微”。影响这两次行动时机抉择的原因在于参与者所持的军国星占信仰。军国星占信仰的基础是“天人感应”观念，这一观念相信人间政治的美恶可以在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中显现。也就是说，政治有缺则天降灾异，政治美善则天降祥瑞。陈蕃劝窦武借日食之机“斥罢宦官，以塞天变”不是偶然的，天人感应观念在其《因火灾上疏》一文中已有体现。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年），诸宫寺连月有火灾。陈蕃上疏，其中云：“前始春而狱刑惨，故火不炎上。”[4]又云：“夫气弘则景星见，化错则五星开，日月蚀。灾为已然，异为方来，恐卒有变，必于三朝，唯善政可以已之。”[5]窦武同样怀有天人感应观念。永康元年（167年），窦武向桓帝上疏，建议贬黜宦官，信任忠良，这样“咎征可消，天应可待”。[6]
星占思维在陈蕃与窦武谋诛宦官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联系距陈蕃之死不过两年的“党锢之祸”，可以发现它们不是孤立的历史事件。“党锢之祸”的起因不过是因为河内术士张成通过风角得知将有赦令，故意教子杀人。由于河南尹李膺抓获罪犯后不顾赦令坚持处决罪犯，张成弟子牢脩遂诬告李膺结党，于是桓帝震怒，大捕党人。因此还可以追问：陈蕃劝窦武借日食之机斥罢宦官的理论依据何在？“宦官”与日食有何对应关系？天现日食，“诏公卿以下各上封事”有何“故事”可据？“太白犯上将星，入太微”有何信仰意涵？以上问题皆涉及当时星占信仰的文化语境，围绕这些问题，下文将结合四重证据呈现东汉星占信仰的文化语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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