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示出土文物中的惊人发现：圣熊之谜

汉代《越绝书》记载：“轩辕、神农、赫胥之时，以石为兵，断树木为宫室。死而龙臧。夫神圣主使然。至黄帝之时，以玉为兵，以伐树木为宫室，凿地。夫玉，亦神物也，又遇圣主使然，死而龙臧。禹穴之时，以铜为兵，以凿伊厥，通龙门，决江导河，东注于东海。天下通平，治为宫室，岂非圣主之力哉。当此之时，作铁兵，威服三军。天下闻之，莫敢不服。”^[24]按照考古断代，“以玉为兵”的黄帝时代对应的是新石器时代后期。这个时期黄河流域农业社会逐渐发展，农业生产对天文历法、祭祀礼仪的倚重日益增强，反之，先民在这两方面的知识增长也促使农业文化持续提高。

在前三重证据中，我们看到了熊崇拜如何影响到后世医学基本概念的形成，以及逐渐丰富的实践表现形式。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和图像都在印证熊与无限生命力的神秘联系。叶舒宪教授的《熊图腾》中列举了诸多与熊相关的考古材料，在此择几例作对应。

辽宁金牛山28万年前智人的发掘现场，已发现了智人头骨与熊头骨存于一处（图10—1）。进入新石器时代，从8 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到5 500年前的红山文化，再到4 000年前的小河沿文化，都发现了熊偶形象，后两者的熊偶都是与女神形象对应出现的。^[25]这与檀君为熊女所生的神话叙事十分吻合，作为生育崇拜的女神与熊的结合，隐隐指向了上古时期母系社会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繁衍脉络。

图10-1 辽宁营品金牛山旧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熊头骨

（摄于北京大学塞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

白川静先生在解释“阴”“阳”两字时，把其偏旁“阜”（“阝”之古体）象形为神灵升降专用的神梯。神梯前的台上置放“”（日、玉），玉石所发出的光芒称为“陽”（阳）。将此光芒封闭覆盖、将神之气封盖，谓“陰”（阴）。^[26]此说引出了玉的通神作用，辽宁建平牛河梁积石冢玉雕熊龙出土于一位领袖人物的高等级墓葬中，安放在死者的胸部，该玉熊是否曾经是构成“陽”的祭祀神物？而当它们被遮蔽于地下后，是否又成了先民心目中神之气被封盖的表现形式？这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属于兴隆洼文化的内蒙古林西石熊因其背脊上雕刻的六块脊骨也透露出一条重要信息，即先民对一年两季的认识，6个月恰好是一个循环的结束。这种认识也促成了明堂制的建立，后来随着对日月星辰观测的日渐成熟，在一分为二的基础上，又继续作了分割。

殷墟妇好墓出土了组铜斗、熊龙玄鸟联体玉佩、石怪鸟、圆雕熊头鸟身像等与熊相关的造型器物（图10—2），其中铜斗的斗柄上刻有一蝉一熊，另一个斗柄上刻有排成一列的六蝉向上、一老蝉向下的图案，熊面位于中央。叶舒宪认为这是典型的6个月生命循环的图像叙事。^[27]熊与鸟的结合则说明了在殷商时期，熊已经明确被赋予了神圣地位，对照20世纪70年代以来出土的红山文化玉龙，对其熊首、龙首还是猪首的面目大致也可以作一个判断。

图10-2 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玉雕熊

（引自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

于甘肃礼县永兴乡赵坪村圆顶山嬴秦公贵族墓出土的两件青铜器造型，一件是“兽流扁体盉”，器身由四只蹲坐熊形足支起，坐熊上方顶着虎；一件是四轮车形器，驾车人身后的主人位置上是一只呈端坐状的熊。^[28]此乃《山海经》中“使四鸟：熊豹虎罴”在现实中的艺术转换模式，秦人到底是崇拜鸟图腾还是熊图腾？这些青铜器造型给出了两个肯定的答案，对黄帝有熊信仰的延续性也可见一斑。

由四鸟或四虎护卫的青铜车，俨然是四方神圣拱卫天帝巡游天庭的图像叙事，熊居中央，中央为黄，黄帝号轩辕，北斗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史记·天官书》）的情景就与人间信仰顺利对接起来了。在《内经》中，二十八宿、正月建寅、五行、九星、五星、七曜、九宫八风、明堂、五官的象征全部找到了神话和信仰的出处。

中医是中国传统文化持续至今的珍贵代表，认识中医不能脱离上古神话思维，《内经》中蕴含的朴素辩证法并不与神话思维呈二元对立。中医至今没有被西方医学体系承认，正是因为它的“不科学”，脱离了大传统神话思维是难以理解中医的。

医学在先秦时期仍然具有浓厚的巫术色彩，方士医学和秘密团体在民间大量存在，因此尊贵的黄帝在向岐伯请教时，竟然说：“余闻九针于夫子，众多博大，不可胜数。余愿闻要道，以属子孙，传之后世，著之骨髓，藏之肝肺，歃血而受，不敢妄泄，令合天道，必有始终，上应天光星辰历纪，下副四时五行。”^[29]

《内经》成书的时代，歃血而盟的医学结社是师徒相授、知识流通的重要前提。本章仅从黄帝有熊氏神话一个切入点展开论述，即可通过四重证据法窥探新石器时代的熊崇拜对后世医学发展的影响。如果没有神话历史作为大传统背景，这样的解密方法是不可能成立的。由熊的生命力量到医学的规律探索，其中还能根据时代的发展产生许多分叉枝丫，中国医学包含了创生、天文、历法、地理、政治等诸多神话，它们既有同源也有分歧，仅就《内经》单个文本，就已构成一部上古神话医学史的脉络。

【注释】

[1]张灿玾主编：《黄帝内经文献研究》，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3—34页。

[2]钱穆：《黄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7页。

[3]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中华书局，2009年，第45、46、54页。

[4]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97页。

[5]关于熊图腾的发生史，可以参阅叶舒宪所作《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第九章。该章采用四重证据法，梳理了红山文化熊崇拜与秦人熊崇拜之间的关系，以及熊图腾崇拜如何从北方狩猎文化影响到中原文化的逻辑。其中提到作者试图在甘肃寻找一部口耳相传中的“伏羲史诗”，但未果。

[6]钱穆：《黄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14页。(www.xing528.com)

[7]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59页。

[8]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113页。

[9]参看王玉川：《运气探秘》，华夏出版社，1993年。

[10]庞朴：《一分为三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51页。

[11]参看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94—97页。

[12]参看金祥恒：《楚缯书“雹虗”解》，《中国文字》第28册，1968年。

[13]叶舒宪：《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南方日报出版社，2015年，第103页。

[14]参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5]李霞：《生死智慧—道家生命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1页。

[1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55—56页。

[17]钱穆：《黄帝》，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第33页。

[18]叶舒宪：《中国神话哲学》，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76页。

[19]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第388页。

[20]马伯英：《中国医学文化史》（上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7页。

[21]沈从文：《说“熊经”》，《中国文化》，1990年第2期。

[22]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139—141页。

[23]同上书，第83页。

[24]《越绝书》（卷十一），李步嘉校释，中华书局，2013年，第303页。

[25]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87—88页。

[26]［日］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2页。

[27]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67页。

[28]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29]姚春鹏译注：《黄帝内经·素问·三部九候论》，中华书局，2009年，第1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