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楚帛书·四时》篇第一章开头说：“曰故□熋雹虗。”金祥恒先生指出“雹虗”便是伏羲，按《礼记·月令》正义引《帝王世纪》，庖牺氏号黄熊氏，第四字读为“熊”，所以这句话就是“曰古（黄）熊包戏（伏羲）”。[12]这一列字中蕴含了几个重要线索：第一，伏羲作为上古另一位创世圣王，是黄熊；第二，以“曰古”起篇，说明语言交流传统要远远久于文字书写，上古神话是以口传形式流传下来的。[13]
2002年发表的上博楚简《容成氏》则记载了禹立五方号旗：
禹然后始为之旗号，以辨其左右，思民毋惑。东方之旗以日，西方之旗以月，南方之旗以蛇，中正之旗以熊，北方之旗以鸟。[14]
楚地被认为是道家尤其是黄老学说的文化发源地，此地崇尚巫鬼文化，巫医不分的传统在马王堆出土的《五十二病方》中有着鲜明体现：283个病方中有36个巫祝方。[15]由于没有受到中原儒家理想主义的排斥，楚地出土文献包含着夏商周三代以来的古老神话题材。熊居中央，是“中央法黄龙”的变体，有熊氏不仅是创生神话的缔造者，也是人间法规的制定者。伏羲、黄帝和大禹的传承，实际上是“熊统天下”的不同版本。相传黄帝制定了明堂制，禹立五方号旗则是明堂空间神话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先民形成空间意识的时间要早于时间意识，换言之，时间是在空间意识基础上的抽象延伸。(www.xing528.com)
中央之熊与四方对应，是先有四方再有中央，还是先有中央再有四方呢？《山海经》描述黄帝的面貌“状如黄囊，赤如丹火，六足四翼，浑敦无面目”，[16]俨然火球的模样，或许这是太阳神的形象。从有熊到太阳神，这些帝王因素在经历了漫长岁月的口传后逐渐凝聚到黄帝身上。而日神神话又进化出了明堂神话，据说黄帝的明堂中间有一殿，四面无壁，上盖茅草，垣墙四周是水。[17]不难想象，明堂是古人观测太阳运行的神圣场所，而后再逐渐演变为具有至高地位的文化中心象征。殷商甲骨卜辞中可以看到《吕氏春秋》所记载的天子在不同月份居住不同地方的礼制，商代宫寝建制除了中室、大室外，还有南室、“
室”、“东
”、“
”。[18]《明堂月令》规定天子春居青阳，夏居明堂，秋居总章，冬居玄堂。虽然这是晚出文本，甚至被疑为阴阳家言，但对比甲骨文关于宫寝的记载，可以看出天子居所的设计是按照天道宇宙观进行对应。《周易》的四象对应季节就是春夏秋冬，春乃少阳，夏乃老阳，秋乃少阴，冬乃老阴，这是以日月之义来阐释阴阳的方式，根据的是太阳的周日运动及周年运动。黄帝的明堂制当中，根据日月时令的变化而规定的居所变化，只是一种建筑风水上的表现方式，它遵循的是从极阳到极阴互相转换过程中的渐进思路。在建筑中，阴阳的开合好比门的开合，开与合都需要门枢来承载，帝王得以从一室（一时）进行到下一室（时），这与熊出入石穴异曲同工，因此明堂制中也有“三阴三阳”。
楚帛书和楚简的材料显示了熊与帝王的结合过程，帝王既是熊的神话化身，也是日神在人间的化身。楚国名号在商周之际为“虎方”“熊盈”，历代君王皆以“熊”为号，[19]只是在后世天子尊龙的观念崛起之后，尊熊的远古传统被逐渐遗忘。商代帝王都以天干为名，十天干代表着太阳，可见商王自诩为人间日神。看似无关的熊与太阳，其实早就统一于黄帝神话之中。在《内经》中，应和日月神话的“太一出游”（《灵枢·九宫八风》）、“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素问·六节脏象论》）、“五行应十天干，以化五运”（《素问·天元纪大论》《素问·五运行大论》）等，都是有熊帝王神话的举统推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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