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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证据的证据链与新知识观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四重证据一旦积累丰富,并显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就能构成较为完整的叙事链和证据链,其对重建当代人知识体系的重要奠基作用就凸显出来。如何发挥四重证据超越古人的认识优势,引导更多的学人关注大传统新知识,是文学人类学者需要在未来加倍努力的一个学术拓展方向。[8]叶舒宪:《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四重证据求证天人合一神话“大传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2年第12期。

四重证据的证据链与新知识观

在地下掩埋了5 000多年之后,红山文化玉蛇耳坠终于在今日重现于世,它对华夏玉文化得以产生的史前信仰与神话观念研究带来重要的启示。华夏先民为什么做出“珥蛇”这样让现代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奇异行为呢?这首先要从龙蛇神话信仰说起。俗话说龙蛇不分,蛇是现实的动物,龙是莫须有的神话动物。从表现形态看,龙的身体明显带有蛇躯的形象,龙蛇的根本差异在于头部:龙身的原型为蛇,龙头的原型为猛兽—很可能是熊头。在辽宁建平牛河梁红山文化女神庙中发现的泥塑动物头,有人认为是熊头,也有人说是龙头。熊头说的证据似乎要充分一些,因为庙中还发现了真熊头骨及泥塑熊掌。[44]至于女神庙所在小山下方积石冢出土的玉猪龙,也被考古发掘者郭大顺等纠正名称,改称为“玉熊龙”。如果从更加广大的考古背景—欧亚大陆史前考古背景看,蛇与熊两种动物形象都是新石器时代女神信仰的主要象征物。在考古学家、女神文明论的倡导者金巴塔丝的《女神的语言》等专著中,“蛇女神”和“熊女神”都被列为专门章节(第十三章和第十四章)的论述对象。二者的共同点是周期性的冬眠习性,这在神话思维中被理解为死而复生之神力的表现。该书还给出人类最早表现蛇形的史前艺术品图像,那是距今约14 000年的欧洲洛尔泰(Lortet)出土旧石器时代鹿角雕刻形象(图8—7),[45]其年代要比红山文化玉蛇耳坠早两倍以上,透露出名副其实的大传统历史信息之久远和意味深长。画面中央是一条口吐芯子的直体长蛇,在蛇身两侧刻画有小鸟和植物枝叶。金芭塔丝认为这样的图像组合代表着这件法器是用于春季仪式上的,其功能在于庆祝万物的新生。

借助于万年以上的图像叙事之灵蛇神话,再分析东亚的珥蛇神话母题及文物造型表现情况,可依据第四重证据—出土的玉玦和龙蛇形耳玦、耳饰图像,大致梳理出珥蛇文化的沿革历史。比红山文化稍晚一些的史前玉文化有北方的龙山文化和南方的石家河文化,这两个文化中都有龙蛇形耳饰的礼俗。台北故宫博物收藏的一件龙山文化玉圭上,刻有佩戴人面蛇身耳饰的神人形象(图8—15)。而在肖家屋脊出土的一件石家河文化龙蛇形玉玦,[46]表明从北方塞外到江南水乡,珥蛇礼俗及其神话信仰已经普及到广阔的地域范围,并非一时一地的偶然现象(图8—12)。在讨论文学人类学的新命题“玉文化先统一中国”的过程中,玉玦是首屈一指的玉礼器。

在出土的商代玉器和周代玉器中,龙蛇形象出现的频率大大增加,尤其是玉玦上的龙形纹饰,发展出各种变体形式,如单龙卷体形、双龙一身形(图8—20)、龙身鱼尾形(图8—21)等。与此同时,主要来自北方草原文化区的黄金耳饰(以耳环为主)礼俗也逐渐传播到中原,与本土的玉耳饰传统相融合,发展出金玉组合的新型耳饰,最终取代了最古老的玉玦传统,使得珥蛇礼俗成为后世难解的神话谜团。

图8-20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西周双龙首玉玦

图8-21 河南三门峡虢国墓出土的西周鱼尾龙纹玉玦

(虢国博物馆藏)

最后,需要从理论认识上还原珥蛇的史前神话信仰语境,即天人合一世界观和生命观—那正是构成东亚玉文化起源的神话基础因素。

2012年红山文化玉蛇耳坠的出现,给玉玦起源的神话学意义分析打开一条突破性的缺口,同时也给整个东亚玉文化起源的神话观念基础提供了宝贵的启迪。2015年南方蛇形玉玦的出土,再度证明同样的神话观念已经普及开来,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理由很明确,玉玦是迄今所知东亚地区出现最早的玉器生产形式,始于距今8 000多年的兴隆洼文化,那正是后来的红山文化玉器传统之滥觞。兴隆洼文化玉器以玉玦为主,目前兴隆洼文化中尚未有蛇形玉玦出土的记录。圆环形的玉玦代表什么样的神话信念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红山文化珥蛇新证据和石家河文化双人首蛇形玉玦的发现,足以促成一种推测:玉玦就是最初的珥蛇形式,只不过是将蛇简化为卷体的几何形式而已。果真如此的话,《山海经》记述的珥蛇礼俗之始,就要越过五六千年前红山文化,一直上溯到8 000年前的兴隆洼文化。

对龙蛇神话的背景分析表明,红山文化的玉蛇耳坠和先前已出土的红山文化双龙首玉璜一样,是以图像叙事的方式表达着神人沟通和天人沟通的神话想象。这就充分证明,在史前期的大传统传承中,天人合一的神话信仰早已经存在。同时还有助于说明,早期玉器的两种形制(玦与璜),如何同龙蛇形象一起,从沟通天人的中介符号,逐渐演变成为统一的中华认同的形象符号。从全球大视野看,结合世界各大文明中保存下来的古老礼俗,比玉玦更早的实物确实罕见,这是东亚文明特有的神话化实物,但其认识价值和研究前景不会亚于文字时代留下来的任何一部作品。四重证据一旦积累丰富,并显示出历史的延续性,就能构成较为完整的叙事链和证据链,其对重建当代人知识体系的重要奠基作用就凸显出来。如何发挥四重证据超越古人的认识优势,引导更多的学人关注大传统新知识,是文学人类学者需要在未来加倍努力的一个学术拓展方向。

【注释】

[1][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90页。

[2]萧兵:《西安半坡鱼纹人面画新解》,《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4期。

[3]萧兵:《中国早期艺术的文化释读》,湖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4]同上书,第8页。

[5]袁伟:《对红山文化玉三孔器的再认识》,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三编下),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第355页。

[6]叶舒宪:《龙—虹—璜: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之根》,《中华读书报》2012年3月21日。

[7]叶舒宪:《蛇—玦—珥:再论玉石神话与中华认同之根》,《中华读书报》2012年4月18日。

[8]叶舒宪:《红山文化玉蛇耳坠与〈山海经〉珥蛇神话—四重证据求证天人合一神话“大传统”》,《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

[9]参看刘斌:《良渚文化的冠状饰与耘田器》,《文物》1997年第7期;蒋卫东:《也说“耘田器”》,《农业考古》1999年第1期。

[10]参看邓淑萍:《远古的通神密码介字形冠—写在姚家山玉耘田器出土后》,见《古玉新诠》,(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第189—202页。

[11]叶舒宪:《中国的神话历史—从“中国神话”到“神话中国”》,《百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12]《记者探营隋炀帝墓文物展》,《扬州晚报》2014年4月1日。

[13]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5—456页。

[14]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57页。

[15]荆州博物馆编:《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图版1至图版15。

[16]杨建芳:《长江流域玉文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17]Golan,Ariel,Prehistoric Religion: Mythology·Symbolism,Jerusalem,2003,p.168.

[18][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3页。(www.xing528.com)

[19]萧兵:《委维或交蛇:圣俗“合法性”的凭证》,《民族艺术》2002年第4期。

[20]参看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甲骨文编》,中华书局,1965年,第2—3页。

[21][法]让·谢瓦利埃等编:《世界文化象征辞典》,集体翻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年,第806页。

[22]Lash,John,Twins and the Double,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93,pp.92—93.

[23]Lewis-Williams,David,and Pearce,David,Inside the Neolithic Mind.London: Thames and Hudson,2005,p.191.

[24]Ibid.,p.192.

[25]“太史令康相言于刘聪曰:‘蛇虹见弥天,一岐南彻,三日并照,此皆大异,其征不远也。’”参看严可均辑:《全晋文》(下册),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603页。

[26]参看Golan,Ariel,Prehistoric Religion: Mythology·Symbolism,Jerusalem,2003,p.198。

[27]参看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76—185页。

[28]张照根、古方:《璜为巫符考》,见杨伯达主编:《中国玉文化玉学论丛四编》(上),紫禁城出版社,2006年,第499页。

[29]荆州博物馆编:《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30]许宏等:《河南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考古》2005年第7期。

[31]左丘明:《国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32]闻一多:《伏羲考》,见《闻一多全集》(第1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第39页。

[33]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278页。

[34]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358页。

[35]叶舒宪等编:《文化符号学—大小传统新视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第20—28页。

[36]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425页。

[37]袁珂:《山海经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350页。

[38]同上书,第427页。

[39]同上书,第219页。

[40]Gimbutas,Marija,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9,p.206.

[41]Ibid.,p.199.

[42]Ibid.,p.245.

[43]参看于建设主编:《红山玉器》,远方出版社,2004年,第45—54页图版。

[44]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

[45]Gimbutas,Marija,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London: Thames and Hudson,1989,p.122.

[46]参看荆州博物馆编:《石家河文化玉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96页图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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