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罗伯特·雷德菲尔德提出的“大传统”和“小传统”概念，若是按历史的时间长度作为标准加以改造，重新划分大与小，应把文字书写以来的传统作为小传统，把前文字时代的文化传承视为大传统。[35]早期文字典籍如《山海经》中保留着众多来自华夏大传统的史前信息。由于文化变迁后的遮蔽和遗忘，其中的一些内容沦为后人无解的千古之谜。如夏启珥蛇乘龙佩玉璜等描写。考古发掘的文物作为实物证据，能够让今人超越小传统的遮蔽和迷惑，解读文字编码背后之谜，洞悉大传统的神话观念信息。如今我们终于明白：珥蛇不是神话虚构，而是史前社会中的实景。即使不存在夏启这个人物，在距今约4 000年的东亚大地上，也确实是有人珥蛇的。
《山海经》中共有9处“珥蛇”记录，其中7处是“珥两青蛇”，2处是“珥两黄蛇”。在珥蛇的多位主人公中没有黄帝，却有华夏第一王朝夏朝的第一位帝王夏启（夏后启、夏后开），还有巨人夸父、人面之神不廷胡余、人面鸟身神（珥两青蛇）弇兹、人面鸟身神禺彊、人面鸟身的东海海神禺䝞、人面兽身大耳之神奢比尸，共7位（9处珥蛇叙事中，禺强和奢比尸珥蛇的叙事各出现2次）。7位中有5位为神，2位为帝王或巨人，没有一个是等闲之辈。可见《山海经》所述之“珥蛇”，是一种来源异常古老的神圣标志，用来表示超自然的神性特征或通神者特征。如果把玉耳饰符号仅仅当作出于美学目的装饰品来看，就难免失去珥蛇行为的神圣仪式语境，落入现代人的观念误区。
在初民心目中，凡人的存在空间介于天地之间，难以超越自然条件的束缚，像鸟类一样升上天空。但是龙蛇之类却被想象为具有独立升天和潜渊的异常能力，如《荀子》中说的“螣蛇无足而飞”。珥蛇的行为和践蛇、把蛇、乘龙之类行为一样，其功能就在于升降天地之间。唯其如此，珥蛇者往往身兼践蛇者或乘龙者角色，或者干脆是“人面鸟身”形象的神。显然这些行为都不是普通人所能企及的。“鸟身”和“珥蛇”，其象征的意义是相互对应的。
图8-17 石家河文化出土玉雕巫觋戴大耳饰头像，距今约4 200年
如《山海经·大荒北经》讲到神禺彊：“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36]再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讲到神禺䝞：“人面鸟身，珥两黄蛇，践两黄蛇。”[37]珥蛇的主人公中唯一一位既非神灵也不是帝王的人是夸父，他能够与太阳竞走，显然也具备飞升于天的神异能力。《山海经·大荒北经》说他“珥两黄蛇，把两黄蛇”，[38]这种唯有神灵和圣王才具备的珥蛇、把蛇特征，暗示着巨人夸父非凡的升降本领。以上对《山海经》珥蛇记录的细节分析，能够给新出土的红山文化罕见玉蛇耳坠的文化蕴含解读提供宝贵的神话观念参照背景，让无言的文物相对有效地发挥出“物的叙事”功能，启发人们对右耳佩戴玉蛇耳坠的墓葬主人的身份重新审视，推测主人公为当时社会中巫觋萨满之类的神职人员。玉耳坠不仅是身体的装饰，也是升天通神能力和身份的标记物。重要的旁证可以举出三类。其一是一重证据的文献材料：《山海经·海外西经》讲到巫咸国的群巫形象，左右手都操蛇。[39]其二是第三重证据的民俗学现象，彝族的毕摩（巫师）也有单耳佩戴耳饰的礼俗习惯，还有许多原住民族的巫师皆以穿耳和大耳饰为特征。其三是作为第四重证据的史前巫觋形象，如距今5 000多年的安徽含山凌家滩文化出土玉人，皆有明确的耳孔刻画，示意其佩戴耳饰的身份；再如距今约4 000年的湖北天门石家河文化出土玉雕巫师头像（图8—17）。耳垂部位存在巨大的耳饰，是此类雕像的造型特点，业内一般将这些具有突出耳饰的人像解释为神像或巫师之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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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8 卡拉诺夫文化六期（KaranovoⅥ）陶塑面具像，双耳共有11个耳孔，距今约6 500年
（引自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
图8-19 波兰的波美拉尼亚出土史前文化人形陶瓮，器身刻画鸟爪代表鸟身，双耳共戴有5只耳环，公元前6世纪
（引自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
域外的史前神像塑造也常有突出表现耳饰的现象。如在保加利亚出土的公元前5 000年左右的卡拉诺夫文化六期（KaranovoⅥ）陶塑面具像，佩戴黄金王冠，每个耳朵上垂挂着5只黄金耳环；公元前4500年左右的一个类似陶制面具上，塑造出夸张的巨大耳轮，右耳部居然穿有6个耳孔，左耳部也有5个耳孔（图8—18）。[40]属于同一文化的用黄金片制成的女神像，用连排钻孔方式突出刻画出女阴三角区，还以同样方式在双耳部位穿出8个耳孔，表明耳饰对于生命女神的重要标志意义。[41]波兰北部发掘出土的公元前6世纪拟人形陶瓮，左右耳各佩戴双耳环和三耳环，身体上刻画出鸟爪形象（图8—19）。[42]这件东欧史前陶瓮的造型特征，见证着鸟身象征与珥蛇象征同时出现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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