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文化双人首玉玦的蛇身特征与珥蛇特征一旦得到神话学的系统诠释，则玉玦这种中国乃至东亚玉器发展史上最古老的器形所蕴含的本义，也就可以再度彰显出来。那就是玉玦代表人工制作的神圣龙蛇，耳上戴玉玦的行为暗示着某种通天通神的特殊身份和特殊能量，对应的是先秦古籍《山海经》所记录的“珥蛇”现象。换言之，最早产生的玉玦和随后产生的玉璜一样，均为天地之间和神人之间的沟通者形象—龙蛇的人工模拟品。而神话想象中的龙蛇除了能够升天入地和潜渊入海之外，还会幻化为彩虹、雷电、云彩等自然现象。这就是为什么远古的玉器生产自始至终都要突出刻画龙、蛇、鸟（包括鸮和鹰）等动物形象，以及彩虹桥（玉璜）、天门（玉璧）、卷云纹等天体神话象征的意义所在。
综上所述，研究玉玦的神话功能之关键，在于合理解释为什么要在人耳上装饰象征龙蛇的环状玉器。从人体外观看，作为两足动物的人，其站立姿势是标准的“顶天立地”形象。人体顶端位置的人头，是指向天空的。人头上凸显出来的双耳，就犹如发挥通天作用之“天线”。早在8 000年前最初的玉器生产便集中在玉耳饰的制作上（以内蒙古赤峰地区的兴隆洼文化玉玦为代表），神话的人体观或许能够充当玦的起源奥秘之解答线索。
从汉字“天”的取象原型看，其字形就写作一个突出头顶部位的人形。“天”字的造字原理在于，这是以两足动物人为基准，用“近取诸身”的方式来表示人头上方即天空的指示性符号。笔者一直感到好奇的一个现象是：甲骨文“天”字上方的人头形象，一般都写成平顶的方形，[20]而不是按照象形原则写成真实人头的圆形。这又是为什么呢？
系统考察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后，得出的一种推测是：所有的玉人头像都突出刻画其头顶的冠饰，而大多数冠形都是平顶的。《石家河文化玉器》一书著录的15件玉人头像中，除了一件头戴尖顶冠，两件头戴弧形顶冠，一件是高冠以外，其余11件都是头戴平顶冠（图8—9、图8—10）。这和甲骨文中“天”字的最常见写法如出一辙。
图8-9 湖北天门罗家柏岭T20出土玉人 头像
图8-10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W6：14出土玉人头像
（引自荆州博物馆编：《石家河文化玉器》）
图8-11 2015年12月石家河文化新出土玉人头像
（新华网图片）
甲骨文中的“天”还有一种异写形式，那就是在人头形象的上方再增加一条横线。若是以甲骨文产生之前的史前玉器人头像为参照，可推知甲骨文中“天”字异体写法的人头上多一条横线，就是所谓的“通天冠”的素描简化形。这样写的“天”字是有其观念依据的，其蕴意或在于强调：天即神，那不是一般俗人所能企及的，需要社会中有特殊禀赋的专业通天者。此类通天者与常人之间的区分标志就在于头顶上的特殊法器—“通天冠”。早于石家河文化的长江下游地区的良渚文化，率先塑造出通天冠符号的标准玉器形式—三尖冠或介字形冠，并由此形成一种造型艺术传统。上面引述的石家河文化新出土对立双鹰形玉饰（图8—8），下部是生出双鹰的鸮首（面），其正上方刻画的就是来自良渚文化的玉三尖冠的变体。而2015年新出土的石家河文化玉人头像（图8—11），也是突出刻画出头上所戴的平顶形的通天冠。在头冠下方和耳朵上方，还突出刻画了对称的龙蛇形符号。而图8—10所示肖家屋脊W6：14出土玉人头像的平顶冠饰正面，清楚地刻画出三个勾连在一起的螺旋纹。根据前引史前神话符号研究专家高兰和金芭塔丝等人的意见，螺旋纹也和S纹一样，属于蛇神崇拜的标志性符号。基于此，则该件玉人头像所戴之冠，可推测为象征灵蛇的螺旋纹平顶冠。
这样看来，蛇纹冠和龙蛇形玉玦（图8—12）的宗教功能是一致的，那就是给社会成员中的少数通神者配备专属的符号标记。萧兵先生将珥蛇与冠蛇、珥龙与冠龙联系起来的做法，如今看来是有实物依据的。蛇纹冠和龙蛇形玉玦二者的由来，都不仅限于距今约4 000年的江汉平原的石家河文化。尤其是玉玦，其自公元前6 000年出现时，就有可能是模拟性表现龙蛇神话的。
对于频繁出现在史前文化大传统的龙蛇意象和相关抽象符号，其象征意义的解读已经在国际学界基本达成共识。下文拟用希腊神话中著名的神使之蛇杖的符号解读，作为神话思维取象原理的参照系。
图8-12 湖北天门肖家屋脊W6：26出土龙蛇形玉玦
（引自荆州博物馆编：《石家河文化玉器》）(www.xing528.com)
蛇杖是赫耳墨斯（墨丘利）的标志，那是反向缠绕着两条蛇的一根神杖。它使蛇象征的两个方面得到平衡：左和右，白昼和黑夜。蛇具有双重的象征意义：一方面代表吉祥，另一方面预兆凶险。可以这样认为，赫耳墨斯神杖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对抗和平衡；而这种平衡和极性，主要指通常是由两条螺旋线表示的宇宙流的平衡和极性。赫耳墨斯神杖的传说与创世之初的混沌状态（双蛇相争）和分化（赫耳墨斯将两蛇分开）有关，两条蛇最后缠绕在神杖上，实现了各种对立动向围绕着世界轴心的平衡。因而，人们有时也说赫耳墨斯神杖是“和平”的象征。赫耳墨斯是神的使者，也是人们生老病死的引路者。盖侬指出，后者同蛇所显示的“上升和下降”的两个趋向相吻合。
上述象征意义还表现在下列形象中：婆罗门教中双蛇缠绕的神杖；围绕宇宙支柱，最终结合之前的伊斜那岐和伊斜那美；特别是蛇尾相交，互相交换标志物量规和角规的伏羲和女娲。[21]
在分析双蛇或对蛇意象时，有一点值得区分，那就是双蛇交尾型和双蛇分立型。汉画像石中表现的伏羲女娲人首蛇身交尾图，已经在学界内外广为人知。石家河新出土玉玦的双人首共一蛇身的形象之所以让人感到新奇，就因为其与常见的交尾双蛇形象明显不同。如果需要追问这个神话意象的发生原理，比较神话学提供的现成解说大致有三类。
第一类解释基于成双事物的生理学原型追溯：人类和动物生育的双生现象、现实存在的两头蛇、连体婴儿等。对此类现象的神话化，主要在于少见多怪的心理机制。如今国人还把一男一女双胞胎称为“龙凤胎”，这是一种美化的神话式命名，其想象的渊源来自大传统造型艺术。
第二类解释称为“模拟的变形：巫术性复制”（imitative twinning,magical duplication）。神话学家约翰·拉什（John Lash）在《双生与成双》一书中提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欧洲洞穴壁画表明，一种模拟性的巫术仪式活动在30 000年前已经流行：萨满—猎人一旦装扮成猎物的模样，一个生命体就复制成为两种形式，面具、化妆舞蹈和名称，都具有这种“一生二”的复制功能。表现在岩画上，就是成双成对的形象大量出现。在如今的社会中，模拟性的变形复制已经脱离其神圣宗教领域，被广告形象制作者大肆利用。[22]
第三类解释基于天文神话的对立原型：日月二元论。认为日月意象代表着宇宙运行的法则：昼夜交替，光明与黑暗、生命与死亡的交替变化，循环往复而无穷尽。用成双的生物意象，特别是双生子形象来寄寓这种二元对立观念，就有双头蛇分别象征日月造型的艺术作品（图8—13）。
与上述解说相应，在我国湖北荆门出土的战国时期一件铜戈图案（图8—14）中，既能清楚地看到人物珥蛇（两耳贯蛇）的意象，又有日月意象同时出现。这样的神话图像不但十分有助于解说《山海经》珥蛇说的远古真相，也能给史前的双人首共一蛇身玉玦形象提供神话表现的变体对照：双蛇共贯一人的双耳（图8—15）；双蛇、双蜥蜴对照太阳和月亮。
（引自Lash,John,Twins and the Double）
图8-14 湖北荆门出土战国太岁避兵戈图案。人物头戴羽冠，双耳珥蛇，双手持蜥蜴，双足分别踏着日和月
（摄于荆州博物馆）
图8-15 佩戴人面蛇身耳饰的神人形象：台北故宫博物院藏龙山文化玉圭图像，距今约4 000年
（引自邓淑萍：《古玉新诠》）
追溯文明时期的神话意象由来，成功的研究案例一般都是诉诸文明之前的史前文化。这方面较新的代表作可以举出大卫·里维斯—威廉姆斯和大卫·皮尔斯合著的《走进新石器时代的心灵》。其中讲到新石器时代的造型艺术中表现的鱼形象有三类，此外还有鳗鱼—一种介乎鱼与蛇之间的生物，它将水和蛇的象征组合为一身，因而能够代表转化的意义，同时表示死亡与再生。[23]该书还认为，新石器时代的人对生物的分类虽然明显不同于如今通用的林奈分类法，但如果能够从新石器时代的宇宙观和神话观来看的话，将是意味深长的。举例而言，蛇在现代生物学中被分类为爬行动物。蛇的生活形态，既能在地上爬行，又能钻入地下。蛇还能蜕皮，这就能代表生命的转化和复活。两位作者提示，只有从这种神话宇宙观和生命观的层面去审视，史前的葬礼行为上出现的种种象征动物，才能获得语境化的理解和解释，那是将死亡作为宇宙论意义上的一种转换活动时，必须诉诸的神话符号。[24]对照本书引用的所有文物和图像的原初语境，那基本上是配合丧葬礼仪活动而使用的神话道具，以上两位学者的神话学提示显然可以适用。中国的分类体系将蛇与虹视为同类，这显然也是神话类比逻辑作用的结果。相关的神话学分析拟在下文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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