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家河出土玉器的命名法及研究成果

2015年12月19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湖北省天门市召开的“纪念石家河遗址考古60年学术研讨会”上首次正式披露，在石家河遗址最近新发掘出土240余件距今4 000多年的精美玉器，专家认为这些玉器代表了当时中国乃至东亚琢玉技艺的最高水平，并且将改写对中国玉文化的认识。此次对外披露的石家河文化玉器中，在艺术造型方面最有特色的有三四件，其中包括媒体所称的“大耳环玉人头像”“连体双人头像”“鬼脸座双头鹰”等。不过由于发掘者撰写的正式考古报告还未发表，这次率先对外披露的玉器名称，是以官方媒体人士的命名为主。不同的媒体对同一器物的称谓有所不同，如《湖北日报》所称“鬼脸座双头鹰”，新华社记者的报道则称为“虎脸座双鹰玉玦”。针对这样容易产生误导的命名现象，我们从神话学视角切入，对其中的3件玉器的艺术意象作出尝试性解析，并根据辨识结果提出这3件玉器的命名建议。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史前玉器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丰富多彩的玉雕形象，有很多是以往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如何命名的问题就显得十分突出。语言符号的使用具有约定俗成的特点，一旦传播开来，就会一发而不可收，明明是错误的叫法，但是也难以再去纠正，只能以讹传讹，这确实非常可惜。举例而言，在北方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有一种形似桶状而中空无底的器物，一般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头顶上方，于是有专业人士直接将其命名为“玉发箍”，也有专业人士命名为“玉马蹄形器”。红山文化时代，整个东亚地区还没有见过家马，野马也不常见，在这种情况下，红山文化先民怎么会想到要用珍贵的玉石原料加工出一种所谓的“马蹄形器”呢？这实在是以今度古的典型做法，也是令人哭笑不得的称谓，反映出考古文物命名的随意性，以及由这种随意性而造成的荒诞。“玉发箍”之名的得名依据是今人推测的玉器功能；“玉马蹄形器”的得名依据只是该器物的一个平面几何形状，似乎没有人愿意去考虑5 000年前批量生产此类玉器的红山文化先民抱有怎样的一种设计理念。如今比红山文化玉器大约晚1 000年的石家河文化玉器又一次批量出土了，从其造型特征看，其所承载或表达神话信仰的想象、观念的情况十分明显，这就再度启迪今人，史前玉器的命名工作需要带来一种必需的知识维度，那就是宗教学和神话学的知识维度。若不能有效理解史前先民的神话想象和信仰特点，仅靠忘形生义式的命名策略，得出一个想当然的名称，会产生长期误导后人认识的负面效果。(www.xing528.com)

在这方面，看以往的惯例，通常是由主持考古发掘的专业工作者自行命名，这种命名一旦写入发掘简报或考古报告，就成为专业领域引用和流传的依据，难以改变。但是在撰写报告时，一般不会像火车票涨价那样召开社会各方面专业人士的听证会，也没有一个公示和听取学界意见的机会，这就给定名方面的主观性和随意性留下可乘之机。例如，2004年12月21日新华网浙江频道报道在桐乡姚家山良渚文化遗址出土一件4 500年前的文物，发掘主持人称其为“玉耘田器”，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发现此类器物—玉质的农具。“耘田器”这个称谓指专用于在稻田中除草的农具。此前，已经发现有类似的石质或玉质农具，相关的文章发表在《农业考古》杂志上，据此命名也就不足为奇。^[9]后来，这件形状奇特而神秘的带刃玉器又被改称“玉石刀”“玉弧刃刀”，也有文博专家撰文改称“介字形冠”。^[10]从工具到冠饰，出现了文物名称叫法上莫衷一是的混乱局面，不同的叫法对该器物的形状和功能的理解相去甚远。对此，笔者的一个建议是，需要在考古文博学界有意识地培养具有跨学科知识结构的人才，形成一个专家团队，参照医学方面给疑难病症采取专家会诊的集体磋商研讨的范式，给新发掘出的文物慎重命名。为了更好地集思广益，甚至可以用招标的方式，让专业工作者先发表各自的见解，最后择善而从。采纳的原则是，最好能够让新的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体现或反映出该文物生产和使用时代人们的观念，尽量减少当代人的臆测和偏见成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