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水县出土天熊博山炉研究：四重证据法

2016年2月1日，第九次玉帛之路考察团取道陕西陇县的关山牧场，翻越陇山，到甘肃的张家川县和清水县考察。在清水县博物馆拍摄到一件西汉时期的博山炉（图7—8），该炉1975年出土于黄门乡常谷村。这件文物的特殊性在于，博山炉高耸的仙山上中央部位，端坐着一位熊神（图7—9）。大自然中体型巨大的食肉动物熊，是如何跑到汉代人想象的永生理想国—神山仙境中去的？

博山造型是以先秦神话想象的昆仑和蓬莱两大神山为原型的。除了博山炉，在汉代冥器的陶奁、陶樽等器物上，以及在汉画像中，都有所表现。博山炉从西汉时代开始流行，作为一种熏香仪式行为的实用法器，拓展到专门为陪葬用的冥器。从“物的叙事”或“物的社会生命”角度看，从《楚辞》和《庄子》表达的仙人逍遥飞升境界，到秦皇汉武等国家最高统治者冥思苦想追求长生的努力，为催生这种充分体现时代理想的神话器物提供了现实土壤。换句话说，博山炉与金缕玉衣之类出于神话想象的器物一样，是见证汉代版的“神话中国”特色的标志性器物，它在中国香道文化传承发展中起到承前启后的推动作用。昆仑山在《山海经》中被认定为“帝之下都”，^[15]是天神降临人间和仙人升天的中介站点，与河源、玉泉、玉树、不死树、不死药、凤凰、鸾鸟、西王母等神话母题相联系。博山炉以昆仑仙山为原型，理所当然地然寄托着伴随渺渺香烟的升腾，焚香者自己也能成仙得道的理念。石家庄市博物馆藏东汉尚方四神博局纹铜镜的外缘上有一圈铭文，总计35字，其辞如七言诗：

图7-8 甘肃清水黄门乡常谷村出土汉代青铜博山炉

（摄于清水县博物馆）

图7-9 博山炉的中央熊神

（摄于清水县博物馆）

尚方佳镜真大好，

上有仙人不知老，

渴饮玉泉饥食枣，

浮游天下敖四海，

寿如金石为国保。^[16]

图7-10 内蒙古包头九原区召湾47号汉墓出土黄釉带博山形盖陶樽（局部）

（摄于内蒙古包头博物馆）

博山上端坐着的熊人，究竟是天上降下来的神人形象，还是不死仙人的一种神话变体写照，暂不得贸然得出结论。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博山上的熊不是现实中的动物写照，而是超现实的存在，是汉代人神话想象中的一种生命存在。2015年6月第六次玉帛之路考察组（黄河河套地区至晋陕峡谷线）一行三人在内蒙古包头博物馆拍摄到的汉代黄釉陶樽，^[17]有丰富完整的仙山琼阁神话图像，可以引为参照。该陶樽出土于包头市九原区召湾47号汉墓，带有一个变体博山式器盖，器身一周都是故事性的图像，其中包括月兔捣药、西王母坐仙山、仙人仙果、九尾狐，飞禽、神树、坐鸮、蟾蜍、野猪、天马、大角羊等近30种角色。在西王母的侧下方，坐鸮的两侧，分别有两只蹲坐姿势的神熊（图 7—10、图7—11），双熊掌做捧腹状，突出指向其雌性生殖部位。这件陶樽的图像整体显而易见表达的是超自然的神话景象。西王母和玉兔捣药的题材^[18]似乎指向昆仑神界仙山，所以其神熊形象也不是地上的四足野兽，而是仙界的天熊形象。结合欧洲西亚史前期的母熊形象强调其母神的再生功能，包头黄釉陶樽上凸显雌性生殖部位的神熊的图像意义，也大体上可以不证自明。

图7-11 内蒙古包头九原区召湾47号汉墓出土黄釉带博山形盖陶樽线图（局部）

（摄于内蒙古包头博物馆）

从古文献中留下的线索看，华夏的熊图腾崇拜概始于黄帝族有熊氏的文化记忆，故《竹书纪年》说黄帝国号亦为有熊。从黄帝的孙子颛顼，再到夏代始祖鲧和禹，再到后代的楚国王族，崇拜熊的文化现象一直没有中断，表现为鲧化黄熊神话和大禹治水化熊开山（轩辕山，这个山名就隐喻着黄帝族名号记忆）神话，以及历代楚王登基后由芈姓改称熊某的惯例。2015年热播的电视连续剧《芈月传》让“芈”这个冷僻的姓风靡天下，变得尽人皆知，但很少有人明白，这本是楚王族的尊姓，却在登上王位后一律不再称“芈”，而要改称“熊”。有学者解释说这是以氏为姓。其实也不尽然，这里有对黄帝有熊圣号的一种隔代呼应，隐含着熊图腾的远古信仰真相。不然的话，楚族记忆中的始祖“穴熊”，莫非是以“穴”为氏？这只有参照《山海经》中的熊山熊穴神话，才能得到确切理解。司马迁《史记·楚世家》所记，楚国始祖从穴熊开始，到周文王时的鬻熊，再到熊丽、熊狂、熊绎、熊艾、熊黮、熊胜、熊杨、熊渠、熊毋康、熊挚红、熊延、熊勇、熊严、熊霜、熊徇、熊咢、熊仪、熊坎、熊眴、熊通、熊赀、熊囏、熊恽、熊疑、熊良夫、熊商、熊槐，一直到亡国之前不久的楚考烈王熊元，一共有30代王者，都以熊为圣号。^[19]楚国被秦国所灭，而秦人“赢”姓中也隐含着熊崇拜的意蕴。^[20]熊图腾或熊神崇拜的文化记忆通过汉代的文物造型而继续着其深远的神话脉络传承，那就是汉代图像艺术中常见的多种多样的神熊形象。具体辨析，约可分为以下六类。

其一为天国仙境中占据中央神位的天熊形象，堪比天帝或北极星。有时神熊形象位于西王母和东王公的中间，显得非常突出和无比神圣。古代天文神话观认为天空的中央是北极星，号称帝星，又被抽象为“太一”，与地上位于五方之中央位置的黄帝形成上下对应。如上一章中图6—3和图7—12所表现的中央熊神，或为太一神的动物化身表现。图6—3中的神熊四边围绕着四只凤鸟，下方有标准的二龙穿璧升天图像模式，其位置显然是天界的中央，非帝星北极星所在莫属。后者位于伏羲、女娲二大神的头顶上方，且以两足生物的舞蹈形象出现。类似的文物还有甘肃礼县秦先公墓出土青铜车形器，神熊端坐铜车中央，四周有四鸟和四虎拱卫；陕西神木大保当汉画像门楣，右为西王母与月亮图像，左为东王公与太阳图像，中央为舞蹈状两足生物熊；等等。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白玉环浮雕图像（图6—1），也是此类文物的代表：独立的熊神，由五只螭龙和一只仙兔所围绕，仙兔团身抱持一株巨大灵芝状植物，总共七只神兽形象。^[21]由于天熊居于天国中央的位置，与上一章图6—3所示河南新野汉画像砖上的双龙四凤拱卫中央熊神的情况，形成绝妙的对应。

图7-12 河南新野出土东汉伏羲女娲加天熊画像砖

（引自中国画像砖全集编委会：《中国画像砖全集》）

其二为汉代陶器和青铜器常见的三熊足造型模式，其隐喻的神话宇宙观是：神熊顶天立地，贯通天地和下界，即贯通神人鬼三界。这方面的文物案例多不胜举，还可参见本章图7—4所示汉绿釉熊形陶灯之类文物，体会其宇宙论的象征蕴含。

其三为象征生育与生命再生的母熊形象，如镇原县博物馆藏红釉陶熊和内蒙古包头博物馆藏汉代黄釉陶樽上的多个母熊形象。

其四为象征神仙不死的单熊、双熊或多熊。清水县的天熊博山炉和下文所举例的安徽巢湖放王岗1号汉墓出土A型漆樽之天国熊神乘云遨游图（图7—13），或皆可归入此类。还可以举出陕西华县出土的一对汉代熊形陶罐，见图7—14。

其五为代表草原游牧文化的猛兽神，如图7—15所示徐州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黄金腰牌。此类图像主题及其表现风格源于北方草原游牧族金属器传统。卢岩、单月英《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牌饰》一文认为，出土黄金腰牌的墓葬主人地位极高，属于诸侯王一级的，这些腰牌是当时社会中上层贵族的标志物和专利品。^[22]此类猛兽扑咬的题材不是中原文化的特产，而是接受北方游牧文化艺术风格的产物，所以其猛熊形象的文化内涵也自然不同于汉文化的天国仙境想象。

其六为发挥避邪驱鬼功能的方相士形象。前人对此类多有论述，此不赘述。

以上六类汉代艺术中的神熊或天熊形象划分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之所以作出如此分类，针对的是以往不加区分地将汉代熊形象解说为方相氏的笼统做法，希望借此推进对古代神话图像的认知程度。一些出土的汉代文物图像至今还处在误读和无解状态，需要有系谱性的总体把握，从大传统中探明其形象来源，再努力重建同时代的器物所体现的神话观。

图7-13 安徽巢湖放王岗1号汉墓出土A型漆樽：天国熊神乘云遨游图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汉墓》）

图7-14 陕西华县城南关出土汉代熊形陶尊（一对）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藏；摄于首都博物馆“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考古与发现展”）

图7-15 江苏徐州狮子山汉墓（楚王墓）出土金腰牌：熊虎扑咬马怪图

（摄于徐州博物馆）

例如与清水县出土汉代天熊博山炉形成对照的文物，有近年来在安徽巢湖放王岗1号汉墓出土A型漆樽图像，笔者拟名为“天国熊神乘云遨游图”。据考古发掘报告称，这件漆器上面的图像内容以云气为主，当是指向天界的神山或仙山：“云纹间有站立的鸟，奔跑的兽和兽首人身的怪物。”^[23]所谓兽首人身的怪物，即是天界神山所表现的主人—神熊或天熊。因为这一形象的图绘风格为细瘦灵巧型，不像一般肥硕型的大熊，所以造成辨识上的困难。只要把同一个时代的类似形象加以对照，情况就豁然开朗。如把图7—13的巢湖漆樽圆盖描绘的博山，同图7—8所示天熊博山炉加以对比；把图7—13所见腾云驾雾的“兽首人身的怪物”同图6—3所示天国中央的细瘦形天熊形象加以对比，画面内容与性质的辨识和解读就有了相互参照的“证据间性”。

结合清水县出土天熊博山炉的神话蕴意的讨论，下文拟举出新出土的一组有明确纪年的西汉文物图像，那就是河南省商丘市永城县芒砀山一带，发掘出的西汉梁国王室墓葬文物。有八代九王皆葬于此。当地的保安山一号墓为梁孝王墓，开凿于西汉初年。1986年考古工作者清理僖山一号石室墓时发现金缕玉衣。1987年柿园村村民又发现保安山大墓，墓顶保存有约30平方米很罕见的彩色壁画，墓道内填有2 000多块“黄肠石”。目前已经发掘的王和王后、嫔妃墓8座。出土了一批高等级文物。其中明显表现出神熊形象或主题的文物计有5种。这在上一章已经作出提示。

若要补充上一章所论《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一书昭示的这5种神熊形象的天界想象景观，还可以举出形制和规格类同于第一种车牌饰的铜鎏金车牌饰的美术造型，其图像也是表现天国神话景观，但神话动物的表现内容各异。

1式 5件。标本BM2K1：87，图案为主宾相对跽坐于一株枝叶茂密的松树下，主人双手捧一物献于宾客（图7—16—1）。

2式 3件。标本BM2K1：92，左端一兽首人身者站于树干之上。中间一虎昂首张口作卧伏状，一异兽骑坐于虎背上。右端一仙人跽坐于树下，似与对面兽首人身者对语（图7—16—4）。

3式 2件。标本BM2K1：95，一兽面人蹲坐在飞奔的麒麟背上，回首张口，似在呼唤，右手持铎状物，左手后伸。右端一人蹲坐在飞腾的翼龙背上，面如猴相，脑袋后边飘扬着羽带，一手前伸，掌中托一鸟。动物的下方及前端衬以流云纹，似与人身者对语（图7—16—5）。^[24]

图7-16 河南永城芒砀山西汉墓出土铜鎏金车牌饰

（引自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www.xing528.com)

由于上古信仰中的马和车都被神话化想象为升天工具，王公贵族的马具和车马饰一般突出神话表现的主题和风格也就在情理之中。据考古报告的推测，“以上各件牌饰有可能是饰于车舆板上，或组合镶嵌于车窗之上的”。^[25]可以肯定是，西汉梁王墓出土的5种神熊图像都是表现的天界或仙界形象，没有一种是所谓方相氏。

图7-17 山西右玉大川村出土胡傅温酒樽，铜鎏金，西汉河平三年（公元前26年）

（摄于山西博物院）

正如前文所提及的，如今学界流行的做法是，只要在汉画像石中或汉代文物中看到熊的形象，就解释为方相氏（傩）的形象。^[26]笔者对此已有明确质疑。本章列举的汉代造型艺术可谓多种多样，五花八门，其中的神熊形象可以出现在玉器、金银器、陶器、铜器、画像石、画像砖等各种载体上。不论是单独出现的熊，还是双熊和多熊的成组表现，基本上没有一个可以贸然指认为方相氏。这可以从神熊出现时周围的背景图像加以辨识。再如著名的山西博物院藏右玉县出土铜鎏金胡傅温酒樽图像（图7—17），其中的神熊作舞蹈状下方有飞升在天空的羽人，左边还有飞鸟在翱翔，一看便可知不是表现大地上的世俗景观，而是天国仙境的景观，其神熊也应视为名副其实的“天熊”。各地汉画像石所见的神熊也大多符合此类情况。只有少数案例才属于假扮为熊的方相氏，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对待。

胡傅温酒樽出土时有两件，器物完全相同，通体鎏金，显示出罕见的高级别。盖中央有提环，周围三个凤鸟形钮，器底座为三熊足，器盖和器体满饰高浮雕形象，有虎、牛、羊、猴、禽鸟、仙人等，其中神熊形象位于上界仙山，其下方有两只天虎，鱼贯前行。学界一般都承认此类神兽形象的功能在于驱邪或镇鬼，但是对神熊形象的多功能角色却认识不足。这正是本书特别留意之处。有些器物的图像内容是比较简单明确的（如图7—18），而有些器物的神话学内涵却不是一目了然的（如图7—17、图7—19），需要充分发挥第四重证据的证据间性作用，在同一个时代的多方面文物图像的反复比较和对照中，求得对其文化意义的系统性合理诠释。至于鸮与熊的冥器形象在我国两汉时代的时空分布情况，从现有的出土资料看，是北自黑龙江（如哈尔滨师范大学博物馆藏汉代灰陶立熊），南至广东（如广东南越王墓出土的熊形文物），东起江苏和浙江，西至河西走廊上的张掖和敦煌，呈现出除了新疆、西藏等地以外的全覆盖局面。2016年4月20日笔者考察浙江德清县博物馆，看到该馆所藏汉代前后的熊和鸮形象文物各一件。其中的黄釉陶鸮首盖，^[27]1975年出土于一个西汉墓葬，造型生动传神，风格上不同于中原和西北地区汉墓中常见的陶鸮形象（图7—18）。

图7-18 浙江德清博物馆藏西汉黄釉陶鸮首盖

（引自德清县博物馆编：《德清博物馆文物珍藏》）

图7-19 浙江德清博物馆藏西晋的青瓷堆塑罐

（引自德清县博物馆编：《德清博物馆文物珍藏》）

图7-20 浙江德清博物馆藏西晋青瓷堆塑罐局部：天国琼楼与天熊、神鸟及菩萨像

（引自德清县博物馆编：《德清博物馆文物珍藏》）

另一件是西晋的青瓷堆塑罐，^[28]1982年出土于一个三国至西晋的砖室墓，墓主为当地贵族。器物通高46.8厘米，最大腹径29.8厘米，口径13厘米。器形硕大，制作精细。釉层晶莹发光，呈青绿色，其美学境界所体现的，显然是在晋代失去新疆和田玉供应之后，模拟青玉的一种替代性陶瓷工艺—青釉。堆塑罐的堆塑造型分三层，主体为高耸向上的楼阙建筑，象征着天上的仙山琼阁，那是死者魂归天国的写照。在罐体和堆塑层之间，塑造出六只坐熊形象，大体上依照汉代器物的熊足造型风格，呈现出顶天立地的大力熊神模样。比较特殊的是，在楼阙间还有三种生物形象—飞鸟、坐熊和连排而坐的三位菩萨（图7—20、图7—21）。这似乎意味着西来的佛教崇拜偶像菩萨与本土道教想象的仙山琼阁及熊形天神的一种混搭、结合的场面，十分奇妙。这至少可以说明两汉时代艺术中流行的天熊形象，在魏晋时代虽然遭遇断裂和沉寂的命运，但是也会以残存的文化记忆与新兴的佛教艺术形象并存不悖，在南方呈现为整合创新的青釉瓶罐形式，继续其文化演化的生命历程。

文学人类学方面提出的新方法论四重证据法^[29]至今已有十几年，但是对证据间性的讨论才刚刚开始，笔者确信其所能够拓展的学术研究空间和效果是可以期待的，本章权且算是又一次的抛砖引玉之举，尝试为汉代的神熊或天熊形象梳理出一个模式化表现的分类系谱。

【注释】

[1]叶舒宪：《鲧禹启化熊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台湾）《兴大中文学报》第23期增刊《文学与神话特刊》，2008年11月。

[2]叶舒宪：《从“太初有熊”到“太一生水”—四重证据探索儒道思想的神话起源》，（台湾）《兴大中文学报》第27期增刊《新世纪神话研究之反思》，2010年12月。

[3]叶舒宪：《鹰熊、鸮熊与天熊—鸟兽合体神话意象及其史前起源》，《民族艺术》2010年第1期。

[4]叶舒宪：《天熊溯源：双熊首三孔玉器的神话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4日。

[5]叶舒宪：《又见“熊图腾”—汉代熊形陶灯的宇宙论蕴含》，《丝绸之路》2013年第11期。

[6]叶舒宪：《〈天问〉虬龙负熊神话解—四重证据法应用示例》，《北方论丛》2014年第6期。

[7]王博文主编：《镇原博物馆文物精品图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15年，第42页。

[8]［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6页。

[9]［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6—127页。

[10]古文字诂林编委会编：《古文字诂林》（第8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635页。

[11]容庚编：《金文编》，中华书局，1985年，第688页。

[12]［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29—130页。

[13]参看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576—602页。

[14]［美］马丽加·金芭塔丝：《女神的语言》，苏永前、吴亚娟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218页。译文略有改动。

[15]《山海经·西山经》：“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是实惟帝之下都，神陆吾司之。其神状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时。”《山海经·海内西经》：“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仞。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际，非仁羿莫能上冈之岩。……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皇、鸾鸟皆戴瞂。”见袁珂：《山海经校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0、225—226页。

[16]张巍：《东汉尚方四神博局纹铜镜》，《文物春秋》2000年第1期。

[17]内蒙古包头博物馆编：《内蒙古包头博物馆馆藏文物集萃》，文物出版社，2012年，第54—55页。

[18]关于玉兔捣药图像的起源，参看刘惠萍：《图像与神话—日月神话之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11年，第258—276页。

[19]参看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62年，第1690—1735页。

[20]叶舒宪：《秦人崇拜熊吗》，《光明日报》2007年6月7日。

[21]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参看叶舒宪：《再论四重证据法的证据间性—从巢湖汉墓玉环图像看楚族熊图腾》，《社会科学战线》2015年第6期。

[22]卢岩、单月英：《西汉墓葬出土的动物纹腰牌饰》，《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4期。

[2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58页。

[24]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7—48页。

[25]阎根齐主编：《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2001年，第49页。

[26]黄佩贤：《汉代墓室壁画研究》，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204—209页；程万里：《汉画四神图像》，东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

[27]德清县博物馆编：《德清博物馆文物珍藏》，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第61页。

[28]同上书，第66—67页。

[29]关于四重证据法的来龙去脉，可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教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43—4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