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先后于1996年和1998年在巢湖北山头一带发掘出三座西汉大墓，出土较为罕见的西汉白玉雕琢神话动物纹饰的玉器，其突出代表为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唯一一件“白玉穿云龙纹环”，它以精细琢磨的神话场景图像而著称。不过对该玉环图像的具体内容辨识却存在争议。2007年出版的考古报告《巢湖汉墓》同时展示出该玉环的照片及线描图（图6—1），给辨识工作带来较大便利。
2014年，北京艺术博物馆联合安徽博物院、巢湖博物馆等单位在京举办“灵动飞扬—汉代玉器掠影”特展，共展出以安徽新出土文物为主的汉代玉器196件，其中就有北山头1号汉墓出土的这件白玉环。笔者观摩这一展览并近距离拍摄到玉环实物图像（图6—2），经过不断地仔细辨识和比较，对图像内容得出些许不同于以往的认识。
先看专业考古报告对“白玉穿云龙纹环”的描述：
图6-1 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白玉穿云龙纹环”线描图
（引自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巢湖汉墓》）
图6-2 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白玉穿云龙纹环”
（摄于北京艺术博物馆）
A型 1件。B M 1：113，出自内棺。玉质晶莹洁白，半透明。环体扁平，边缘略有厚薄。两面均采用隐起的手法刻琢纹饰，纹样不尽相同。正面刻熊、虎、鹿、怪兽和花草文。熊作站立状，两前足向上平伸；虎有的奔跑，有的蹲伏；鹿则奔走于花草间。纹样优美，造型生动，是汉玉中不可多得的精品。环径10，内孔径5.6。[1]
根据这一描述，玉环正面雕刻的动物形象为四种，即熊、虎、鹿、怪兽。这个描述本身存在问题，留待下文讨论。关于巢湖汉墓玉器的取材和工艺，考古报告中还有如下说明：“玉料来源，据检测，均产于新疆和田，绝大多数温润光洁。”[2]尤其是北山头1号墓出土玉器，“多数器物的品位高，如朱雀衔环卮、白玉环等都是在汉墓发掘中首次发现。造型风格、雕刻技法均保留着许多战国时期楚文化的因素，与江苏徐州地区已发掘的楚王墓随葬的玉器极为相似”。[3]
再看2014年北京艺术博物馆的汉代玉器展中，特制的为宣传此玉环的题版说明文字。其文字说明大致同于上述考古报告，只是多加了两句话：
两只怪兽，一作跳跃状，另一曲身抱在一花枝上。反面雕刻六条游龙穿行于云间。
在此之前，学界还有玉器专家提到过这件玉环的纹饰图像，安徽学者杨竹英撰写的说明词称此玉环为“螭纹玉环”。介绍文字如下：
青白色，局部淡褐色沁。扁平圆形，有廓，双面浅浮雕。一面雕琢七只曲体翻转衔尾龙，龙首勾连交缠成一体。另一面雕琢十三只姿态各异的云龙和一只异兽。通体抛光，精致润泽。[4]
杨竹英对玉环正面图像的解读似乎只有一种动物，即衔尾龙，根本就没有提到熊、虎和鹿等多种其他动物形象的存在。这样的辨识和解说均比较粗疏，对于认识该玉环的图像学蕴含显然十分不利。
以上三种考古和文物专业的说明差异明显，分歧意见就出在对纹饰形象的辨识方面。特别是玉环反面的雕琢形象辨识，居然有“六条龙”说和“十三条龙加一兽”说，仅数量判断上就相差一倍以上。至于正面的纹饰图像，分歧意见在于辨识出的动物形象种类是一种（龙）还是四种（熊、虎、鹿、怪兽）？此外，关于动物的具体数量是七只（龙）还是六只（熊一、虎二、鹿一、怪兽二）？(www.xing528.com)
本章集中探讨玉环的正面纹饰形象，希望能够细致入微地进入图像叙事的语境中，解决图像认识中的分歧，重新为这件珍贵文物命名。笔者首先以较为明确刻画出的眼睛为数量单位，仔细盘点围绕着每一只眼睛的动物纹饰，先确认动物形象的总数共为七只，不是六只。再辨析出动物的种类一共三类，不是一类，也不是四类。最后对图像叙事作出主次结合的整体性解释：这是一幅天熊居中、五螭龙盘绕云间与一仙兔抱灵芝的天国神话图景。
辨识的过程和依据理由如下：以双足站立的熊形象为起点，确认这样的神熊形象在汉代艺术中较为常见，绝非孤例。[5]没有理由把两足站立的兽形解释为龙，并与熊周边的其他螭龙形象相混同。汉画像中常见的立熊形象多为天国或升天仙境的标志物，其形象特征显然不同于现实中的野生熊罴。聚焦玉环上雕刻的立熊形象，其前肢不用像四足动物那样支撑躯体，向上举起来超过自己的肩头，这无疑是模仿两足动物人特有的姿势。立熊的头转向右侧，好像在关注身边右方的螭龙。从熊形象出发，沿着玉环的顺时针方向展开形象辨析，第一个看到的是立熊右足碰触到的一只螭龙的卷曲长尾巴。顺着尾巴寻找其身体和头，就容易看出一条回首曲身的螭龙形象，螭首刻画的形象特征是有耳无角，口部大张，上下獠牙相对。由于其下獠牙形象刻画不是十分明显，容易被忽略，这就会导致误认此形象的大头为尖形的小头，于是就有了可能将螭龙误认为鹿的判断。由熊右侧的陪衬动物螭龙形象再向上看，玉工刻画的是一只抱持植物的兽形。其形体比熊和螭龙都要小，特征也不明显，仅根据一只长耳朵伸出、部分挡住所抱植物的情况，可以初步判断为仙兔抱灵芝（不死药）的表现母题。灵芝仙草的长度要大于仙兔的身体高度，使得这个形象显出几分谐趣与滑稽。再向上方看，就是第四个形象，又是一只回首卷尾的螭龙。其形象特征是整个画面五只螭龙中唯一没有张口的螭龙，因此看不见其獠牙突出的狰狞相。再向前看，在第四个形象即闭口的螭龙的卷尾上方，看出反方向相对伸出来的另一个卷曲大尾巴，顺着尾巴就看出第五个形象：还是一只螭龙。这是一只刻画为身体完全延展开来而非回首形状的螭龙，其伸出的长长尾巴，要比它身后的那只螭龙的尾巴足足长一倍以上。它匍匐在一个平面上，螭口大张，玉工有意刻画它的下颚形象比上颚长出一倍，上下獠牙交错相对，显得十分狂放。顺着其大大张开的螭龙之口，向前看，乃是第六个形象，即一只鸟首螭身的形象，其身体和尾部藏入云中没有表现，其头部特征如同鹦鹉，鸟喙大张却没有獠牙，明显不同于其他螭龙形象。或许这是玉工刻画的一只变体的螭凤。战国玉器上已经有这样的造型出现。[6]可知这样的螭凤形象不是西汉艺术家的发明创造，而是继承前代的造型传统。顺着凤鸟的喙部和前爪看去是第七个形象，即位居中央的熊神左侧的陪衬形象，还是回首曲身卷尾的螭龙，即第五只螭龙，张口露出上下獠牙。它和神熊右侧的螭龙形象形成整体构图中的对称形象，这也是笔者辨识七个形象中谁是主体形象（熊）、谁是陪衬形象的重要“内证”依据。
以上将玉环上用阴线琢磨出的浮雕形象辨识完毕，结果得出三类共七个动物形象，画面构图的中心是站立状的神熊形象。围绕神熊的六个动物形象，其中五个可大致归为同类，即螭龙。其中一只螭龙为鸟首（凤首）形象。另外四只螭龙，三只张口露出上下獠牙，一只闭口不见獠牙。剩下的一类是较小的动物形象：怀抱灵芝草的仙兔。七个动物形象，无论是同类还是异类，没有一个动物形象是重复的，玉匠明显用心将它们彼此区分得个性鲜明，绝不雷同。
下面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和诠释这件玉环的整体图像叙事，也就是揣测西汉玉匠艺术家为什么要在一件玉器上煞费苦心地精雕细琢出这样繁复微妙的形象？希望以下解答能够起到举一反三的效果，有助于我们建立一种华夏上古的神话学动物谱系。
图6-3 河南新野出土汉画像砖二龙穿璧、四凤拱卫中央熊神天国图
（新野汉画像砖博物馆藏）
目前学界较为一致的认识是，玉是华夏先民信仰中的神物，承载着超自然力量，并代表天国和永生理想。按照天圆地方的神话宇宙观，玉璧、玉环等圆形玉礼器的神话学意蕴在于模拟天体，具体的寓意则是天国之门。基于此，玉环、玉璧上常见的龙凤纹饰和卷云纹的意义就顺理成章地得到破解，它们都是以升天神话想象为大背景。汉代艺术中大量模式化出现的二龙穿璧（环）形象，无疑具有统一的神话寓意：借助龙的超自然交通能力而抵达天国之门。图6—3是河南新野出土汉画像砖图像，笔者依据神话图像叙事的内容，将其命名为“二龙穿璧、四凤拱卫中央熊神天国图”。这幅图像与巢湖出土的西汉白玉环的纹饰图像都旨在凸显天熊的至上神性，并均采用六比一的形象对比方式来烘托出中央神熊至高无上的尊崇地位。所不同的是：玉环上的六比一形象构图选择五只螭龙一只仙兔；画像砖图像的六比一形象则采用二龙四凤拱卫神熊的构图格式。居中央的天熊也是两足站立、双臂张开的姿势。如果要追问六比一的图像叙事遵循何种构图逻辑，那就是要用六合的宇宙空间性表现，突出六合之中的第七个方位的至尊性：中央熊神。[7]
先秦时期龙和凤的主要象征功能是代表天人之间沟通的中介神物。二者均可代表升天想象的超自然交通工具。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白玉环上的三类七个动物形象的神话背景，也概莫能外。玉环本身可以象征天门。白玉本身又能代表天体上的发光体，即日、月、星。白玉环上表现的动物无一不是神界仙界的永生生命之代表。螭龙在华夏想象中属于表达现实世界以外最常用的神话动物之一，其前身可追溯到西周玉器上的人龙合一或人龙凤合一的神话造型。东周时期的螭龙造型特点是龙身上有像四足动物的四肢和爪子，一般可称为走龙，如同走兽，有别于细长蛇驱的飞龙。再加上口中的上下獠牙，螭龙时常与螭虎形象难解难分。这就是《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与《巢湖汉墓》对玉环形象辨识有明显对立观点的主因—前者认为是龙，后者认为是虎。《汉语大词典》对“螭虎”词条的解说，就是包括龙与虎两种动物在内：
1.龙与虎。比喻勇猛的将士。汉班固《封燕然山铭》：“鹰扬之校，螭虎之士，爰该六师。”
2.传说中的龙子之一。亦指器物上的龙形。王士禛《香祖笔记》卷九引晋张华《博物志》逸篇：“螭虎形似龙，性好文采，故立于碑文上。”[8]
关于第一种解说的例子还有唐杜甫《壮游》诗：“翠华拥吴岳，螭虎噉豺狼。”宋沈与求《送杜季习游恒山》诗：“勇往都忘去路难，胸吞螭虎气桓桓。”关于第二种解说的例子还有清顾张思《土风录》卷五：“衣饰器皿绘画龙像，呼曰螭虎。”按蔡邕《独断》：天子玺以玉，螭虎纽。卫宏《汉旧仪》云：“秦以前用金玉朱印，龙虎纽。”《正字通》云：“或龙或虎为纽，非谓螭虎一物也。今俗连螭读误，合为一物云云。则以龙曰螭虎，自明已然。”
从以上解说看，张华《博物志》的说法值得注意，由于“螭虎形似龙”，所以自古以来就造成龙虎混淆的现象。从汉代到清代，一直如此。战国和汉代以后，在明确标示天象神话的场合，东方苍龙与西方白虎是不容混淆的，那是四灵或四神体系中的二元对立逻辑所规定的。[9]但是在一般的天国神话想象场合，螭龙和螭虎难以分别的情况，就显得无足轻重了。因为二者都是神话生物，都是龙之子，又都同样代表着超自然的天地沟通能力。至于名物训诂上的差异，叫螭虎是看中其走兽的外形特征，叫螭龙则是强调其龙族属性。上古时代一般区分龙族不同种属的标志是看有没有角，有角称龙，无角称螭或虬。《荀子·赋》云：“螭龙为蝘蜓，鸱枭为凤皇。”《后汉书·张衡传》云：“伏灵龟以负坻兮，亘螭龙之飞梁。”李贤注引《广雅》：“无角曰螭龙。”古汉语中还有“虬螭”一词，专指神话想象的两种无角之龙，即虬龙与螭龙。《文选·屈原〈九章·涉江〉》云：“世溷浊而莫予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吕延济注：“虬、螭皆龙类。”《楚辞·离骚》云：“驷玉虬以乘鹥兮，溘埃风余上征。”王逸注：“有角曰龙，无角曰虬。”洪兴祖补注：“虬，龙类也。”《文选·扬雄〈甘泉赋〉》云：“驷苍螭兮六素虬，蠖略蕤绥，漓虖
。”李善注引《说文》：“虬，龙无角者。”龙、螭、虬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充当升天下地和入海的三栖交通神物。不论它们单独出现还是作为驾车的驱动者出现，从来都和上天入地的神话想象相联系。既然如此，安徽巢湖北山头1号汉墓白玉环上的五只螭龙中，为什么有一只刻画为鸟头形象的疑问，就可得到冰释，其原理如同西周玉器纹饰中的人龙合体形象，有时也可以变形为人龙凤合体形象。在龙形象上添加飞禽特征，无非还是强调其飞升天界的神圣能量。
验证于第四重证据，即玉器的图像叙事资料，龙与螭的区别在东周至汉代的艺术家心目中还是较为明确的。最佳的证物有同时表现龙与螭两种神话生物的图像，如河北平山七汲村中山国1号墓出土的玉版浮雕形象。[10]玉版被划分为四部分，上面两部分刻画龙，下面两部分刻画螭。二者的区别不光是有角无角，头部的形象和大小比例也截然不同。此外，还有河北定县北陵头村东汉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的一对玉璧纹饰，其中一块玉璧上镂空透雕首尾相接的龙纹，另一块玉璧上镂空透雕首尾相接的螭纹。[11]
经过以上神话学背景的名物分析，可以大体上明白华夏特有的螭龙形象的文化蕴含情况。再看玉环整体图像画面中五条螭龙与一只神熊的关系，似乎在某种程度上应验着屈原《天问》中的一句疑问：“焉有虬龙，负熊以游？”这是在先秦文献中能够看到的讲述熊与龙关系的少数实例之一。从屈原的发问中不难看出，虬龙与熊的关联，并不是平起平坐的关系，而是主人与坐骑的关系。说得更明确一些，就是升天者与其升天交通工具的关系。屈原的问题在古文献中没有现成的答案，所以哪里有虬龙能够让熊骑着漫天遨游的问题，早已成为华夏文明留下的哑谜。屈原《天问》反映的神话问题主要属于楚国神话。西汉初年的巢湖地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和楚文化息息相关，白玉环上的五螭龙围绕一神熊的形象，几乎用图像叙事回答了龙如何驾云气负载神熊升天的问题，同时还用仙兔抱灵芝的图像叙事神话母题，透露出神熊乘龙遨游的目的地不是别处，就是永生不死的 天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