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证据法：证据间性的推理范式

探讨华夏神话叙事的由来，过去的主要途径是唯文献马首是瞻。晚近发现的新材料有丰富的出土文物和图像，其中最具有时间深度和系统性的资料为华夏玉文化器物资料，以及神话动物造型表现传统。笔者从第四重证据的重要知识考古意义上看待这些新材料，认为玉器形象和神话动物形象这两大要素的出现时间，要比中国最早的文字应用形态—甲骨文和金文，早出数千年。如何充分利用这一大批考古发掘的新材料，尝试纵贯前文字大传统和文字小传统的文化文本的整体重建性工作，拾遗补阙，恢复断裂已久的神话叙事链，属于知识创新性的前沿研究领域。本章以考古发掘出土的西安窦氏墓西汉玉组佩为例，综合利用同时代的和更早先时代的批量文物图像，从玉璧象征天门的新知识作为突破口，分别解读11件玉器的整体与局部关系，组合成系统性的论证链，提出重建上古升天神话景观的任务。

从证据间性上看，铜器、玉器、石器等虽然属于不同物质，却同样可以充当神话的图像叙事载体。据此可以得出玉器与砖或石器、玉器与铜器的互证原则：从相互参照中大体上复原出上古神话信仰世界的真实景观，并力求沿波讨源，得出能够贯通于大、小传统之间的文化文本整体解释。在几种图像载体中，玉雕形象属于源自史前期文化大传统的造型模式，具有玉文化自身的延续性，所以较容易得出特定神话形象或神话母题的传承线索。

在利用证据间性进行相互阐发方面，可以展开两种推理范式。其一是顺向推论，即根据历史的先后顺序展开推论。举例而言，西周玉雕形象明显受到商代的影响；而春秋战国的玉器，又必然受到西周玉器的影响；至于汉代玉器的神话造型，无疑是承袭自春秋战国的。上文中提到汉画像石艺术中大量出现的双龙与双凤母题，就可在东周玉器形象中看到其祖型。如河北平山三汲乡中山王墓出土“双龙形玉佩”，玉佩一面有墨书“公全一吉玉”五字。^[29]二龙身体交叉成X形，龙尾下接两只背向的小龙。颠倒过来看，则是简化的双凤形象。从战国玉器的神话形象和神话母题，可以顺向推论秦汉时代的画像石、砖上的类似图像表现。

其二是逆向推论，即依据后代的较为完整或较为明确的神话形象和神话母题，反推更早时代的不完整或不明确其功能的神话图像。以汉画像石艺术中表现的天国之门为例，象征天门的除了玉璧之外，还常常伴有程式化的双凤和双阙意象。如果在汉代玉器中看到同类型的神话想象，相互参照，会产生相得益彰的互阐效果。这种同时代不同材料的图像叙事比照，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和田白玉透雕的一对细颈长尾凤鸟为例。^[30]若要追问诸侯王级别的汉墓中随葬双凤的意义何在？那么根据汉画像石中双凤和双阙为天门象征物的情况，可以作出类比推理。同样的双凤母题及双龙母题也出现在战国玉佩的语境中，如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出土的玉器，^[31]即使没有画像石中的玉璧、门阙意象作为陪衬，还是能够联系到天门和升天的神话想象背景。

总之，通过四重证据的研究思路，中国神话研究的境界大大超越文字世界的有限性，研究范围也超出文字文献2 000多年的局限，能够把华夏先民神话想象力的对象上溯到新石器时代以来延续不断的图像叙事链中。

【注释】

[1]可参看该院林科吉（2011年）、杨骊（2013年）的博士学位论文。

[2]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3]［美］马丽加·金芭塔丝：《活着的女神》，叶舒宪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4]［美］萨缪尔·诺亚·克拉莫尔：《苏美尔神话》，叶舒宪、金立江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英］托马斯·威廉·黑曾·罗尔斯顿：《凯尔特神话传说》，西安外国语大学神话学翻译小组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日］吉田敦颜：《日本神话的考古学》，唐卉、况铭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13年。

[5]丛书共6种，以“文明起源的神话学研究”为题，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其先期成果的通俗版《图说中华文明发生史》彩图版收入“神话历史丛书”，由南方日报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

[6]赵殿增等：《天门考》，《四川文物》1990年第6期。

[7]陈江风：《汉画像中的玉璧与丧葬观念》，《中原文物》1994年第4期；后收入《汉画与民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5页。

[8]参看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

[9]玉组佩全景彩图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编：《西安文物精华》，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4年，第55页。

[10]参看张晓军等编：《南阳汉代画像石砖》，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9年，图版317、图版318、图版319、图版346。

[11]胡新立：《邹城汉画像石》，文物出版社，2008年，图版一零八。

[12]同上书，图版一六一、图版一六二。

[13]费振刚等编：《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126页。(www.xing528.com)

[14]同上书，第237页。

[15]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79页。

[16]同上书，第200页。

[17]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4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7页。

[18]关于神凤的图像表现传统，参看叶舒宪：《西周神话凤鸣岐山及其图像叙事》，《民族艺术》2010年第4期。

[19]孙作云：《洛阳西汉壁画墓中的傩仪图—打鬼迷信、打鬼图的阶级分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7年第4期。

[20]韦娜《洛阳汉墓壁画艺术》即完全依据孙说，如第71页大熊图版命名为“后山墙傩戏飨事图局部”，第80页图命名为“后山墙方相氏青龙白虎图”（河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洛阳博物馆等编《洛阳汉代彩画》也依据孙说，如第7页图版命名为“傩戏打鬼”，第36页图版命名为“砖雕大傩舞蹈图”（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

[21]叶舒宪：《熊图腾—中华祖先神话探源》，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2007年，第177页。

[22]典型的西汉时代玉雕天熊形象，北方有河北定县中山穆王刘畅墓出土东汉玉座屏，见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08页；南方有湖南长沙出土西汉龙凤熊玉佩，见《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0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99页。

[23]叶舒宪：《天熊溯源：双熊首三孔玉器的神话学解释》，《中国社会科学报》2012年9月14日。

[24]洛阳博物馆等编：《洛阳汉代彩画》，河南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6页。

[25]虢国博物馆编：《虢国墓地出土玉器》（一），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65页。

[26]刘祖信：《荆门市包山二号墓中的几种动物形态浅析》，《江汉考古》1988年第2期。

[27]段成式著，杜聪校点：《酉阳杂俎》，齐鲁书社，2007年，第13页。

[28]转引自袁珂、周明编：《中国神话资料萃编》，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第253页。

[29]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49页。

[30]古方主编：《中国出土玉器全集》（第1卷），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185页。

[31]同上书，第134—135、137—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