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到史前猫头鹰形象与女神神话信仰之间的普遍联系，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宝级文物珍品—中国殷商时代最精美的猫头鹰造型之一—青铜鸮尊，是在一位商代的女将军妇好的墓葬中发现的。这种用死亡与再生女神的动物化身或象征来看顾墓葬中死者的传统，当然可以追溯到商代乃至夏代之前的新石器社会的各种玉鸮与陶鸮的偶像造型传统。那是在文字文明出现以前，我国北起辽河流域，南至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中非常普遍的神话观念所支持着的造型艺术传统，这种传统居然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几乎和我们的文明史本身一样长。书写文明发展到汉代，女神宗教时代早已经随着父权制社会的发展而烟消云散了，猫头鹰的守护神职能与神圣价值也逐渐被淡忘，于是一部作品《
鸟赋》的文化误读，成为重新开启厌恶和回避这种夜间猛禽的新观念传统的文学契机。
对于猫头鹰女神信仰的重新认识，还可以给那些古代的史学家、今日的美学家和收藏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的带有阴间神秘气息的饕餮形象，以及以一双突出的大圆眼睛为特征的各种所谓“兽面”形象的由来之谜，提供新的思考空间。
将语言文学现象还原到文化大语境中去重新理解和阐释，可以说是20世纪后期人文学科研究方法论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本章所特别提示的第四重证据，也只有提高到方法论自觉的意义上才能得到充分理解并释放出巨大的潜在能量。代表20世纪文化人类学与文化研究方法转向的重要学者格尔兹在《文化的阐释》中给文化概念的重新定义，是我们进入“文化文本”及其解读方法的一块基石。格尔兹则受韦伯社会学的影响，要将文化视为一张由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指出文化的研究“不是寻求规律的经验科学”，而是“一门寻求意义的阐释学科”。[24]于是，人类学者的工作可以不再具有动物学家或地质学家那种实验室的性质，而可以像文学批评家那样专注于文本分析和意义诠释。这一转向的重要标志是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概念的流行，不光是象征性明显的仪式、典礼等活动可以作为文本来解析，就连人类的一般行为也可以作为意义的载体来解释。有人说格尔兹的学术目标是建立他自己的“文化的符号学理论”（semiotic theory of culture），也许并不为过。
如果文化文本如同文学文本那样具有可解读的召唤性质，那么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的自觉运用，还可以引发如下的方法问题：如何给原有的第一、第二、第三重证据更好的发挥空间，如何使他们彼此之间相互结合和相互发明印证？比如天女神与鸟女神观念的深远传统，在借助于石器时代形象的宏观透视作用下，语义学层面的创新认识也就顺理成章了。例如，日本学者津田元一郎对《古事记》高天原神话的解读指出：“高天原”作为天神观念的象征物，从语音上就暗含着同鹰类和鸟类的特殊关联。[25]可惜这一认识远远没有获得学界的采纳。现在有了来自考古图像材料支持的鹰类女神神话背景的复原，不仅高天原的象征语义容易理解了，就连高天原上作为天神之主的女性太阳神天照大御神（后来的神道教主神）也可以和石器时代的女神崇拜传统联系起来考察了。
综上所述，图像作为“第四重证据”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中的视觉说服力，是一个关系到人文研究视野和方法创新的问题。本章只是一个粗浅的初步探讨，后续的更深入探讨围绕以四重证据新视野辨析商代“玄鸟”为猫头鹰的案例展示。[26]
【注释】
[1]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页。
[2]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5页。
[3]王国维：《古史新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3页。
[4]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自序“人类学三重证据法与考据学的更新”，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陕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叶舒宪：《三重证据法与跨文化阐释》，见《原型与跨文化阐释》，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1—62页。
[5]关于三重证据法的讨论，参看笔者的《两种旅行的足迹》下篇“三重证据法阅读笔记”，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143—210页。
[6]吴诗池：《中国原始艺术》，紫禁城出版社，1996年，第127页。
[7]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与玉器精粹》，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63—66页。
[8]参看王献唐：《国史金石志稿》（第1册），青岛出版社，2004年，第210页，商代卣；第279页，商代鸮卣；第205页，周代鸮尊。
[9]［日］山川力：《阿伊努民族文化史试论》，（东京）未来社，1980年，卷首图片第四幅。
[10]《文选》李善注云：“《晋灼》曰：‘《巴蜀异物志》曰：有鸟，小如鸡，体有文色，上俗因形名之曰
。不能远飞，行不出域。’”
[11]萧统：《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第198—200页。(www.xing528.com)
[12]钱锺书：《管锥编》（第3册），中华书局，1979年，第883—884页。
[13]［德］汉斯·比德曼：《世界文化象征辞典》，刘玉红等译，漓江出版社，2000年，第213页。
[14]同上书，第214页。
[15]［美］詹姆斯·霍尔：《东西方图形艺术象征词典》，韩巍等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第65—66页。
[16]《吉尔伽美什》，赵乐珄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65页。
[1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雕像考古学系等石家河考古队：《邓家湾：天门石家河考古报告之二》，文物出版社，2003年，第5页。
[18]Gimbutas,M.,The Living Goddess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14.
[19]Ibid.,p.19.
[20]［德］J.E.利普斯：《事物的起源》，汪宁生译，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年，第399页。
[21]Gimbutas,M.,The Living Goddesse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pp.20—21.
[22]屈小强等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9页。
[23]Gimbutas,M.,The Language of the Goddess,San Francisco: Haper and Row,1989,pp.55—57.
[24]Geertz,C.,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Basic Books,1973,p.5.
[25]［日］津田元一郎：《日本文化的源流—日本的灵性和语源的研究》，国书刊行会，1987年，第3页。
[26]参看叶舒宪：《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十六、十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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