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在理论上最大也是最实在的贡献，就在于真正打破了过去被形形色色的学科本位主义者奉为“雷池”和“天堑”的种种学科的和知识的壁垒界限。文字文本的理解和解读，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与非文字的“文化文本”（culture as text）的概念及其解读方式联系在一起。而图像作为非文字文本所特有的认知意义，也逐渐为越来越多的学人所关注和重视。那绝不是关于“读图时代”到来的判断就能够说明的。关于“图像人类学”一名，听起来有些抽象难懂。如果我们了解到文化人类学又素有“比较文化”的别称，那就不难理解了。笔者在《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中，也曾经用过“比较图像学”和“原型图像学”的说法。由于该书要阐明女神形象是艺术史上最悠久的人像造型的原型，所以用了“千面”一词来暗示千变万化的变体形象背后那不变的母神原型。该书自序云：
所谓比较图像学的方法，又可称为原型图像学的方法，力求从最古老的表现传统根源上入手，把握基本的原型，从而洞悉不同文化中各种女神形象的源流演变，做到查源而知流，克服见木不见林的短视，培育一种整体性的系统关照的文化眼光。[1]
该书引言“女神五问”中又说：
比较图像学的方法特征有二：即横向比较与纵向比较。横向比较指的是不同文化的图像之比较，希望能够达到异中求同的“打通”效果；或者从同中见异，更明确地把握不同文化的艺术形象特色。纵向比较指的是某一个原型图像与其后代的各种变形图像之间关联的认识。这种原型与变体的关系有时是一目了然的，相似度十分明显，有时却是较为隐晦的，甚至在色彩、构图诸方面有相反的特征。[2](www.xing528.com)
这里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比较图像学或图像人类学的方法是否能够有效地给文史研究者提供第四重证据？如果能够，那又该如何运用此种方法呢？
20世纪初，受到西学视野熏陶的国学大家王国维先生曾经在他的清华大学讲稿《古史新证》中，根据地下新发掘出的甲骨文记录材料（地下材料），提出在传世文献（纸上材料）的第一重证据之外的第二重证据，给古代文史研究领域带来巨大的方法论震动。[3]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也曾倡导人类学的三重证据法，[4]希望在非常有限的地下发掘资料以外，寻求运用更加广阔的跨文化视野的旁证材料的有效途径，给路子越走越狭窄的传统考据学提供一种在知识全球化基础上自我再造和更新的契机，让具有悠久历史和充分中国特色的“国学”方法论在同西学的对话与互动之中得到新视野的拓展。[5]这里，我将比较文化视野中“物质文化”（material culture）及其图像资料作为人文学研究中的第四重证据，提示其所拥有的证明优势。希望能够说明，即使是那些来自时空差距巨大的不同语境中的图像，也会对我们研究本土的文学和古文化真相有很大的帮助作用。在某种意义上，这种作用类似于现象学所主张的那种“直面事物本身”的现象学还原方法之认识效果。
以下将以猫头鹰这样一种自然形象物象为例，揭示其在文化的两种符号系统中如何被建构出相反的象征蕴含，进而演示图像人类学的比较观照和还原方略，凸显第四重证据所拥有的超越抽象语言的视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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