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进化：后现代的交往性知识

笔者认为，以西学为参照，在人类认知的历史上，知识范式大致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神话知识—形而上学知识—科学知识—交往性知识。

第一个阶段是原始时期的神话知识，其特点为整体性。作为人类最初的知识范式，它来自超验、神启和天人感应。人类借助想象、联想来把握世界，比喻、象征是神话知识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维柯在《新科学》中把这样的思维称为诗性智慧，这是人类在学会形而上思考方式之前对世界最主要的认知方式。这样的认知方式具有整体性特征，在大量的创世神话中，我们看到：天与地，人与万物都是合一的，它们之间没有分裂。一切都处于混沌之中，如同《庄子·应帝王》中所讲的浑沌的故事。

第二个阶段是前现代的形而上学知识，其特点是逻辑和抽离性。形而上学知识范式认为，知识是人类艰苦思考的结果，而非神秘力量的恩赐。形而上学否定了神话知识的可靠性，以逻辑作为认识的工具。从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开始，宇宙与人被分离开来。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都把思辨、抽象作为追求知识的途径，认为真正可靠的知识是事物本体的知识，从而形成了形而上学的知识范式。再后来，形而上学知识范式日益受到质疑，脱离现实经验的玄学抽象倾向以及经院哲学所代表的宗教知识，引发了人们对这类知识本身价值的怀疑。

第三个阶段是现代性的科学知识。科学是现代性知识最显著的标志。从16世纪起，实用的科学知识开始向形而上学知识范式发起挑战并逐步将其取代。科学的关键词是实证性和割裂性。从实证主义到实用主义，科学知识范式主要依靠观察、实践、试验等方法认识世界，却造成了主客二分，人为割裂了科学与人文知识，以至于科学知识范式发展到后来，导致了科学主义、工具理性的倾向。因此斯诺的两种文化说指出，科学和人文两分的文化范式割裂了我们对社会和时代的判断，造成了我们认知世界的诸多误区。^[67]

第四个阶段是后现代的交往性知识。笔者在此借用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模式来描述这种后现代知识范式的转型。交往性知识范式的出现，表现在西方哲学的认识论、语言学转向，实证向解释的转向以及人类学转向。人们不再确定对绝对真理的追求，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甚至指出科学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真理的追求，也从寻找事实的真实走向意义的真实和理解的真实。交往性知识范式一方面是多元化的，科学知识不再一家独大，如费耶阿本德不仅承认社会科学是知识，而且将宗教、巫术、魔术等都看成是与科学平等的知识。此外，科学知识社会学中布鲁尔等人的“强纲领”也持有这种观念。^[68]

另一方面，交往性知识范式又强调不同知识型之间的互动与关联性。由此，交往性知识范式超越了科学知识范式对知识世界的割裂，使文化通观成为可能。在后现代的知识语境中，各种学科之间的交往性大大增强了，各自分裂、不相往来的学科之间有了对话的可能，也表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学科融合趋势。有学者指出，实际上各学科领域存在的重叠情况正在加大。凭借这样的想象，一个人才能称艾里奥特·里波的《塔利的街角》和威廉·F.怀特的《街角社会》两部都是“经典”著作，一部是人类学家写的，一部是社会学家写的。^[69]西尔维曼的说法则更加形象：在布满灰尘的意大利省级资料馆中与历史学家一道工作的人类学家可能在研究相同的文件，但是他或她却与“新几内亚的民族志学家，研究玛亚（玛雅）征服前的考古学家，观察黑猩猩社会行为的研究家，以及在当代曼哈顿研究韩国人杂货店的都市人类家”有着类似的目的和问题。^[70]

在对现代学科制度和知识范型进行反思的学者中，华勒斯坦无疑是观点最为深刻和最为激烈的一位。他认为，现代学科的分野包括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科学与人文的分野。17、18世纪以来实验科学的发展使科学和哲学从同盟走向敌对。二者的对立逐渐演化为“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的紧张，当这种紧张被带进19世纪以来的现代教育知识结构中，就成了斯诺所称的“两种文化”的对立。第二层次是社会科学内部的分野。社会科学介于“两种文化”之间，它在19世纪被分化为六大学科：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和东方学。这些学科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完成了专业化。学科专业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近代学术的繁荣，但随着社会科学的发展，学科分化的局限性愈加突出。这样的学科分制一方面造成了过去与现在、西方与非西方的分裂，另一方面造成了特殊论与规则论的对立。于是“两种文化”之争被内化为社会科学内部的方法论之争，使社会科学处于两难之境。^[71]华勒斯坦通过对现代学科制度的批判，要求基于一体化学科建构历史社会科学，以此不仅可以打破传统社会科学的学科壁垒，也破除了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对立。他甚至比较激进地认为，当“两种文化”的方法论之争告终时，社会科学内部的各种分歧和对立都消除了，社会科学才能建构整体性的知识。^[72]他的这种判断或许有几分理想化了。

由此反观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学科体制构建，从西方（包括苏联）引进的现代性学科体制强行分裂了中国文史哲一体的学问传统，中国学问的整体性被割裂，使人文研究同样处于方法论的两难境地。2003年，费孝通就曾提出要扩展中国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他认为，社会学是具有“科学”和“人文”双重性格的学科，传统社会学领域的实证主义方法论无法把握中国社会的日常生活世界的“理”“心”和“性”等。他追问道：运用社会学来研究“我”“心”这类概念的时候，原来的实证性的、假设—检验模式的研究方法，还能不能奏效？如何奏效？他指出，理学的东西，对于我们深刻理解中国人的心智，具有很大的价值，很有认真整理和分析的必要，但它的表达方式和内在的思路，和今天社会学思想方法、思路、范畴很不相同，所以我们要研究这些传统的东西，就有一个“解读”和“翻译”的过程，这实际就是所谓“解释学”的来源。由此，费孝通认为，新领域的开拓，往往要求在方法论和方法方面进行探索，今天的社会学应该找到“与古人跨越时间和历史交流的手段”。^[73]可以说，费孝通所言的社会学困境，也是中国的其他人文研究的普遍困境。笔者以为，华勒斯坦所言的“建构整体性知识”也许还为时尚早。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走向交往性的知识倒是不乏现实可能性。多重证据法正是在此意义上，试图融汇多学科知识进行人文研究的一种方法论尝试。(www.xing528.com)

经过对多重证据法学术演变的梳理，我们对四重证据法背后的学科源流有了一定的认识。具体说来，每一重证据与其学科知识的对应关系如下：

第一重证据—考据学（文字学、训诂学）

第二重证据—金石学（甲骨学、金文学、简帛学）

第三重证据—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

第四重证据—考古学、图像学

第一重证据主要关涉到考据学，其重要性不仅在于考据学是我国的传统国学之正宗，更因为中国具有比其他文化更悠远的文献传统。“由于中国社会，尤其是汉人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的民族多元、汉族的多源），对它的研究离不开‘史料’，尤其是汉文文献。”^[74]面对这样一个文献大国，传世文献是我们进行文史研究首当其冲且无法回避的史料。这也正是人类学方法传入中国之后，能够迅速与中国的文史研究相结合，从而诞生了中国文学人类学这门交叉学科的原因之一。第二重证据的主要学科背景是金石学。金石学虽然一直作为史学的附庸而存在，但是从中国学问的分类传统来看，却是一门格物致知之学。因此，当王国维融汇金石学知识进行古史考证的时候，其实证性效力立刻为当时的学人所叹服。第三重证据所关涉的学科有文化人类学、民俗学、民族学。从早期的民族学、民俗学知识到后来的人类学知识，这些学科知识最大的特点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范式拓展了文史研究的视野。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引入，将彻底打破我国文史研究中的“历史精英主义”“汉族中心主义”和“中原中心主义”的偏见。叶舒宪特别提到第三重证据对第四重证据的烛照作用：“第三重证据虽然具有间接性，却往往具有一种烛照作用，能够让死寂无声的第四重证据发出声音来。”^[75]其原因就在于，“在缺乏相应的历史学或民族志材料的情况下”，“考古学家经历了巨大的困难才承认，他们在从考古材料来推断由文化决定的信仰和行为上招数有限”。^[76]换句话说，实证性的考古学证据需要人类学中程理论的跨文化阐释。因此，在西方学界民族学与考古学的结合，就促成了民族考古学^[77]这样一种新型研究范式。第四重证据关涉到考古学、图像学。在物质文化研究的视阈，考古学和图像学增加了文史研究的科学性和生动性，纠正了文史研究中的唯文献倾向。考古学促进了史学研究的科学化，考古学的实证性与科学性，使其既可以检验前人的历史认识，也可以检验今人的历史认识，往往成为检验历史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这些学科彼此融合的效力，就如苏秉琦曾指出的，实现考古、历史与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78]在这个问题上，张光直个人的学术实践无疑是最有心得的，他说：“我自己研究中国考古和古代史，在观察材料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文化社会的无数蓝图，随时准备抽出那个能够把材料复原为制度习俗的一张图来。人类学的蓝图帮助我提出许多问题的新解释，如仰韶文化的巫师，商周青铜器上的动物纹样的沟通天地作用，商王庙号与王位继承制的关系等等。”^[79]叶舒宪在梳理多重证据法学术演变中，曾对张光直与胡适、饶宗颐、顾颉刚等人的学术视野进行比较：张氏的跨文化比较说，从国学方法变革的大趋势看，应该是承袭自胡适倡导的用比较研究帮助国学材料的解释。不过张氏援引的晚近人类学的文化阐释模型却是胡适时代所没有的，而在饶宗颐的时代已经有了，可惜饶氏的知识结构虽也有世界性的比较视野，却欠缺人类学方面的理论积累。如此看来，渊博如胡适、顾颉刚、饶宗颐等，只因缺少人类学方面知识的必要补充，都不能像张光直那样在古史研究中游刃有余。^[80]由此可见，在走向交往性知识的过程中，知识结构上的超越学科界限的自觉和能力，是促进学术范式创新的关键因素。^[81]

文化人类学家格尔兹用“文化”的概念来整合人类文明研究：“和M.韦伯一样，我们相信，人类是挂在由他自己织就了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82]我们要把“文化看作那些网”，在这文化之网中，多重证据法背后的每一门学科知识都是网中的结点，多重证据组合在一起进行立体释古，正好形成了多学科知识之间的互动交往。只有这样，跨越了科学和人文的鸿沟，在多学科知识的交往互动中，在科学理性与人文主义的光辉沐浴中，我们才有可能重新认识一个不再分裂的完整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