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性知识体系中，人文与科学[53]呈现彼此分裂的状况。1959年，英国思想家斯诺提出著名的“斯诺命题”（即“两种文化说”）。他指出：现代性知识范式导致了科学与人文的隔绝，“以至于从柏灵顿馆（英国皇家学会等机构所在地）或南肯辛顿到切尔西（艺术家聚居的伦敦文化区）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这样一来造成我们认知世界的困境，“这是整个西方的问题”。[54]斯诺认为弥合这种分裂是非常必要的：“弥合文化之中的鸿沟不仅从最现实的方面看是必要的，从抽象的精神方面看也是一样。把这两个方面割裂开来，任何社会都不会明智地考虑问题。”同时，他还乐观地预言：“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同样，关于人的科学将包括自然科学，这将是一门科学。”[55]对于科学与人文的这种人为割裂，自20世纪以来，西方学界进行了一系列反思与调和的尝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早在1938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默顿发表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把清教与科学两个分属人文和科学领域的事像并置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默顿问题。[56]默顿最早把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三个词组合起来使用，进行了STS（Science,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开创性研究。美国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创造了“科学人文主义”之说，提倡“科学人性化”及“科学人文主义”，致力于弥合“科学”与“人文”知识之间的分裂。他坚信自然界、人类及知识具有统一性，力图以“科学的人文主义”思想来消除“两种文化”的鸿沟。[57]20世纪9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家华勒斯坦[58]编著了《否思社会科学》和《开放社会科学》[59]两本书，分别对19世纪的社会科学范式和1850年到1945年以来的现代学科制度进行了否思（unthinking）。他指出，现代社会科学范式和学科制度造成现代知识体系的诸多偏狭。当代文化研究已经突破了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界限，而新的自然科学方法的出现突破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界限，这就意味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区分界限也不必要了，需要建构“整体性科学”。作为一种实践性试验，华勒斯坦组织了一批知名科学家（其中6名来自社会科学领域，2名来自自然科学领域，2名来自人文科学领域）成立了古本根重建社会科学委员会，共同致力于对社会科学的现状批判与未来前景的研究。在“历史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中，罗素指出：“关于历史学是科学还是艺术，一直存在着许多争论，据我看来是毫无意义。我想，它既是科学又是艺术，这应该是十分清楚的。”[60]消弭历史学的科学、人文之争，是罗素在历史哲学理论方面的一大贡献。李济也曾说：“我们常听说，文学家说科学家是动物界里的爬虫：站不起来，也飞不动，只能挨着地面爬；意思就是说，科学家只能抱着一大堆事实。文学家是灵活的飞鸟，在空中翱翔，有他们的想象。至于文学家写文章，是不是完全造谎？完全凭想象？事实上并不如此，文学家所表现的是另外一种人类生活的事实，说得神秘一点，文学家所描写的是人类的灵魂、情绪，以及喜怒哀乐的变动，不是任何实物所能表现的人类的内心生活。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一面，但却是考古学及其他若干有关的科学不能找出直接材料的部分。因此，我个人的意见，觉得要预备写一部中国上古史，我们不但要参照铁的事实，也需要若干活的想象。但是，这个想象力应该是有控制的；换一句话说，对于若干科学的事实，不能因为我们的好恶而有所取舍。”[61]
同样，在现代知识体系中，实证与阐释作为科学与人文各自具有代表性的方法论，也因为科学与人文的分裂而呈现出水火不容之势。不过，赵敦华却从哲学的角度指出科学实证与人文阐释在西学文化的源头上是同源的：近代产生的自然科学是古希腊的“证明科学”（apodeíktíke episteme）和中世纪的“实验科学”（scientía expenímentalis）的综合，自然科学的这两个来源都有其宗教背景。在古希腊哲学家看来，宇宙的和谐、精确和必然性或是神所创造的（柏拉图），或是神所安排的（亚里士多德），需要通过数学和逻辑来展示宇宙的合理性，由此才产生了“证明科学”的观念。中世纪的神学家却认为，上帝创世的智慧超越了人的理智，人只有仔细观察自然，搜集到足够的经验证据，才能读懂自然这本大书，当好自然的“管家”，由此才产生了“实验科学”的观念。[62]同样，西学方法论意义上的阐释学（hermeneutic）是指意义的理解和解释。阐释最初起源于古希腊罗马时期和基督教的中世纪，主要来自巫师占卜、牧师布道和学者注经。1654年J.K.丹豪尔的《圣经解释学或圣书文献解释方法》是西方第一部以hermeneutic命名的著作。
在中国而言，中国学问有着悠久深厚的阐释传统。[63]中国上古时期《易传》对《易经》在理解与解释中所形成的“十翼”，在自洽的阐释学原则与方法上，构成了对原始经学的阐释。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建立起包括语言文本、社会人生乃至大千世界无所不包的阐释体系。从汉代开始，经学因为经书的解释与治学方法的差异分为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条路，考据和义理分别成为经学阐释的主要方法，两者颉颃互竞、相互渗透。乾嘉时期的朴学是经学阐释方法论的一次转型，惠栋（吴派）和戴震（皖派）以返本归经的方式研究儒家经典，形成经学的一个学术高峰。相比而言，金石学有着格物致知的实证性质。从北宋开始，金石学家们开创了命名器物及其纹饰的传统，他们对青铜器的归类和命名，到现在都还在被考古学沿用。南宋赵明诚对金石学的认识是：“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无疑。”[64]可以看出，金石学虽然作为考据学的附庸而存在，但毕竟有比考据学更追求历史客观记载、更实证的一面。
从多重证据法演变的历史来看，正是在20世纪初，国学考据之学面临西学科学实证浪潮冲击的危机之时，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把金石学的实证性与考据学的阐释性结合起来，并将其纳入归纳与演绎的论证模式进行对比式论证。然而，由于二重证据所涉及的学科比较单一，其所形成的是较单一的论证模式，还有待进一步的发展。
三重证据法成熟于20世纪末的新时期学术复兴浪潮，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引入是促进其成熟的最主要原因。三重证据法不仅是证据的革新，更是论证方法的变革。在论证中采用第三重证据，同时也就引入了人类学的跨文化阐释方法。三重证据法以人类学的阐释方法超越传统考据学的阐释方法，其实质就是利用人类学证据以今证古、由此及彼的阐释力，解决文史研究中很多无法证实的问题，从而拓展文史研究的时间和空间界限。
四重证据法在新世纪的学术探索中诞生，其背景是物质文化研究的思潮。第四重证据包括考古学和图像学证据，本书第二章已经对考古学和图像学证据背后的实证与阐释方法进行了分析。由此可见，在证据方面采用物质文化领域的考古学证据和图像证据，完成了从文字—文献文本到口传文本再到文化文本的三级跳，同时在证明方法上以现代考古学的科学实证方法超越了金石学传统的格物致知的实证方法，并利用多重证据间性立体释古，形成多重因果关系的系统论式研究范式，试图利用实证与阐释的两种方法论之间的巨大张力，走向对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分裂的超越，从而开展交往性知识型的人文研究。
笔者在此借用叶舒宪对殷商玄鸟神话的新解读为案例，展示多重证据法如何把实证与阐释进行有效整合。在《诗经·商颂·玄鸟》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神话中，可确认殷商人有以玄鸟为图腾祖先的信仰。但是玄鸟是什么鸟的问题，古今学人在燕子说与凤凰说之间莫衷一是。叶舒宪首先提出论证假设：玄鸟可能是猫头鹰。接下来，叶舒宪根据此假设采用四重证据法进行实证与阐释。
第一重证据：包括《诗经·商颂·玄鸟》“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经典文献。
第二重证据：甲骨文金文中大量鸟图腾的符号，如王亥的“亥”字上方从大鸟，四方风神类比为四只大凤等。对于很多学者认为玄鸟是燕子的论断，叶舒宪提出演绎式反证：既然殷人崇奉燕子，为何在殷人的墓葬中少见燕子的物证呢？(www.xing528.com)
第三重证据：台湾岛的山林民族邵族以猫头鹰为图腾，其神话讲述猫头鹰本为祖先时代部落女子所化。如今每当部落中有女子怀孕，则先有猫头鹰神前来报喜。这则神话材料与《逸周书·时训》所说的“玄鸟不至，妇人不娠”进行对比，不难看出二者之间的联系。由此进行类比推演，叶舒宪联系西方神话中希腊雅典娜女神以鸮为象征，以及猫头鹰作为黑夜之鸟和智慧之神在西方文化中的传统，再加上欧亚大陆史前考古学给出的猫头鹰女神崇拜传统，并综合四重证据，得出玄鸟可能是猫头鹰的论断。
第四重证据：一是以大量的考古学实物和图像进行归纳实证—从妇好墓出土国宝级的最精美青铜礼器鸮尊和偶方彝，到安阳出土的巨大石雕鸮和众多玉鸮。二是以墓葬物证作为证据，其间还涉及对古人生命观、宗教观的理解以及人类学图腾崇拜的阐释，这是人类学中程理论的阐释模式，展示了神话思维的规则拥有演绎阐释的巨大潜力。
其论证过程可以归纳如下：
第一重证据考据学阐释：《诗经·商颂·玄鸟》、《逸周书·时训》
第二重证据金石学实证：甲骨文金文中鸟图腾符号
第三重证据人类学阐释：台湾邵族传说、希腊神话、欧亚大陆史前考古猫头鹰女神崇拜传统
第四重证据考古学、图像学实证、阐释：殷人墓葬及仰韶、红山文化鸮造形
由上观之，四重证据的实证性与阐释性经过归纳与演绎组合到一个证明过程当中时，本身也包含了多种因果关系的归纳与演绎，由此汇集而成的证据链并非是单线的，而是多线的或者网状的。众多证据链之间通过此消彼长并扭结在一起所形成的复合证明力，既超越了单线的因果论证，也超越了单纯的实证或者阐释。由四重证据法的实证与阐释来研究神话历史，正好应了李济所言：“我们讲现代人类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属于人文科学的范围，同时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学研究的题目。”[65]在文史研究中既注重科学之实证，也注重人文之阐释，正如张荫麟早在1928年就提出的：“史学应为科学欸？抑艺术欸？曰：兼之。”“要之，理想之历史须具二条件：（一）正确充备之资料；（二）忠实之艺术的表现。”[66]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借助于科学实证的手段与方法，在史料的鉴别与考证上力求“真确”；另一方面，在对史实的阐释与逻辑的疏通上，则应具备人文艺术的视野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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