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第一章已经提及，二重证据法诞生于科学实证的潮流，王国维用地下文献与地上文献进行比较论证，正是想把阐释传统的国学考据学与实证性质的金石学用科学实证的方法相结合。然而，王国维曾陷于科学与人文的分裂与紧张之中。在早年对西方哲学的研究中，王国维敏锐地觉察到“可爱”的形而上学与“可信”的实证论的抵牾。人文与科学的分裂曾一度使王国维深陷于内在的紧张：“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论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上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51]在《国学丛刊序》中，王国维一方面对“科学、史学、文学”的界限作了区分，另一方面又承认近代史学与“科学”有不可分离的连带关系。在治史方法与取向上，他继承了清代朴学考据传统而有所发展，独创其以地下材料与文献材料互证的二重证据法，严格按“实证论”的理念进行史料的搜集整理、辨别考证工作，这也是他之所以受到当时新、旧史家共同敬重，并为“科学史学”的追求者视为同道的原因。然而，其治学取径与实证史学若合符契，但很难将其归属于具有西方“科学史学”背景的实证史家之列。王国维显然意识到作为研究人类社会的历史学，不可能完全以“科学”的“实证”方法来进行研究，这也是他始终不承认史学为“科学”并时有非议的缘故。[52]王国维的痛苦大约是现代性知识体系和学科话语的宰制下中国学人命运的一个缩影。
不过，从四重证据法的发展演变来看，从二重证据法到三重证据法和四重证据法，都凸显出一种试图融合实证与阐释的学术诉求，本节就从这个角度来讨论多重证据法的方法论价值，考察其如何利用实证与阐释之间的张力达到立体释古，进而弥合人文与科学之间的分裂，走向交往性的知识范型。(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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