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质文化证据在文史考证中的上溯力也是文献证据无法比拟的。例如，考古学用科学的年代测定法向我们证实了人类迄今为止最早的祖先是300万前的“露西”；迄今所知最早的文身出现在5 300年前的“冰人奥兹”身上。出土于俄罗斯桑吉尔的一座2.4万年前的墓穴中，死者殉葬的大量象牙珠一目了然地证明了人类财富和地位的悬殊早在冰河时期就已存在。[29]对于史前史的研究，除了考古学的文化遗存研究，依赖文献的历史学是无法做到的。正如张光直所言，考古学证据可以为“有史时代的考古学，则提供新的历史资料”，而对于“史前时代考古学，提供并研究文字产生之前人类历史的资料；换言之，史前人类历史的全部资料，都是由考古学产生的。……除了考古学之外，我还想不出有什么其他方法能够得到新的历史资料”。[30]
沈从文在研究中国物质文化史时曾经感慨万千：与中国相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条件保存得那么丰富完整物质文化遗产于地下”。[31]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近百年来，重大的考古发现数不胜数：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遗址，甘肃临洮马家窑遗址，青海乐都柳湾遗址，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登封王城岗遗址、堰师二里头遗址，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章丘城子崖遗址，山西襄汾陶寺遗址，陕西西安半坡遗址，浙江余杭良渚遗址，湖北天门石家河遗址，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考古发现，都为中国史前史研究提供了数量可观的证据资料。正如刘庆柱在《二十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中指出的，大量的重要考古资料已经极大地丰富了历史研究内容，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许多重大历史问题的看法；过去所形成的中国古代历史的基本格局，因不断出现的考古大发现而一次又一次地改变。考古发现将成为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的增长点。[32]不仅如此，夏鼐还指出中国考古学发现对世界文明史研究的巨大影响力：“由于古代中国考古学的飞跃的进展，使研究世界古代文明史的学者们对于全球性的理论问题提出新看法或修改旧看法的时候都要把中国考古学的新成果考虑进去。”[33]连研究世界文明的学者都要关注中国的考古新发现，如果我们中国当代的文史研究者还对这些考古学证据视而不见、弃之不用，那真是犹如捧着金饭碗要饭了。有学者曾质疑文献证据对史前史研究的有效性：当这些实证主义历史学家们高举着“证据”的火把以探求历史“真实”时，在传统学术尤其是历史学的范畴中，首当其冲被映照到的黑暗地带，必定是上古史一段。[34]如果只从文献的角度去考察上古史，实证性的考据研究其实是一种自我解构。所以，疑古学派的顾颉刚采用层层剥皮的方法考证文献，最后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禹是一条虫。然而，从考古学证据出发，很多上古史的问题是可以趋近真相的。因为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不同社会的各种物品及其成就在各社会之间循环流动的历史。[35]自人类文明一出现，物质文化就伴随始终，对于史前史，物质文化视阈的考古学证据是文史研究所能获得的最直接、最切近的证据。不过，在文献至上观念的影响下中国考古学长期附属于历史学，但愿以下陈淳的一段话能够促进文史研究者进行足够的反思：(www.xing528.com)
中国有丰富的编年史，而且史学的至尊地位使得考古学在引入中国后便处于从属的地位。至今不少学者认为，有文字的考古发现要比没有文字伴生的发现更有价值，这与19世纪欧洲古典考古学学者的视野如出一辙。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还不到整个人类史的百分之一。史前考古学已经将人类历史从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延伸至300万年以前。[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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