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证据法的学术实践与应用

因为文学人类学界有着较为自觉的理论建构意识，所以四重证据法成为其重要的方法论。然而，放眼当今学界我们不难发现，这种跨学科的研究范式在其他研究领域虽然没有被明确提升为方法论，但不少有远见的学者也在他们的研究领域自觉采用类似的研究范式。

从事美术史研究的巫鸿曾师从张光直，他在一次访谈中谈到二重证据法时认为：“王国维当时只提出二重视角，但这种学说已经显示出多重视角的潜能—二重可以发展到三重，也可以发展到四重。”^[99]他甚至对于证据法使用有进一步的思考：在精神上我们还是要继承两位先生的二重或者多重证据法。但与此同时，我们还要注意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证据，什么东西可以构成证据；另一个是使用证据想要证明的是什么。这两个方面的问题是连在一起的。^[100]巫鸿虽然没有明确对四重证据法进行方法论的总结，但可以看出他在研究中所采用的四重证据。比如，《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中有一篇《眼睛就是一切》，文章在研究芝加哥的石人像时就采用了四重证据：一重证据—甲骨文、青铜铭文；二重证据—《华阳国志》关于纵目人的记载；三重证据—世界各族文化中的眼睛崇拜；四重证据—三星堆、妇好墓出土的青铜、玉、石人像。^[101]大概是因为师承的原因，巫鸿采用四重证据所进行的研究，跟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范式最为相近。不过因为巫鸿主攻美术史研究，所以更侧重物质文化研究路径，在他的研究中，更长于第四重证据（即考古学和图像学物证）的使用，而短于第三重证据（人类学证据）的使用；更关注具体物象的解读，而疏于进行文明本源的探究。

在当代音乐史研究中，杨荫浏、李纯一、黄翔鹏等人在“史证范式”的建立上，借鉴了源于史学界的多重证据法，与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有着类似的学术旨趣。他们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广泛收集各类证据，不仅充分地、深入细密地运用文献材料，也自觉运用音乐考古学获取实物史料，并结合人类学、民族学，通过深入的实地调查，努力搜集各民族各地区传统音乐中的“活”史料，将多种材料结合印证。^[102]早在1980年，黄翔鹏就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一文中指出：“搞中国音乐史研究，有三个最重要的材料来源：第一是历代文献给我们提供的材料；第二是考古工作给我们提供的实物以及从实物研究得到的材料；第三是音乐实践中存留至今的、活的历史材料。总的说来，我们在这三方面下功夫都很不够，比较得到重视的还只是文献的研究；最薄弱的环节是音乐上的考古研究；而通过现存的、传统的民族音乐来进行历史的考察，还没有普遍得到音乐史学工作者的充分重视。”^[103]考察黄翔鹏所言，历代文献材料应为第一重和第二重证据；音乐实践中的活的材料即为第三重证据；考古工作提供的实物材料即为第四重证据。20世纪末，音乐史研究衍生出音乐考古学、音乐文献学、民族音乐等相关学科，促进了音乐史研究多重证据法的发展。其中较为经典的个案是20世纪70年代末，黄翔鹏结合《周礼·春官》等文献与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实物及铭文（即采用第一重、第二重和第四重证据的综合论证），论证了双音钟规律，改写了先秦音乐史。^[104]

此外，程中原2014年出版的《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运用“四重证据法”，分析了党史的七大疑案。^[105]程中原所用的四重证据为：一是人证，即证人证词；二是书证，指来自档案、报刊、书籍、书信、题词、日记等的书面材料；三是物证，即实物证据；四是史证，指继承传统的“经史互参”方法，联系历史、结合现实，对史料进行考释，通过具体分析，求得问题的解决，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106]与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相比，可以发现程中原的考据方法虽然也名为“四重证据法”，但与文学人类学的四重证据法大异其趣。程中原走的是历史考据的路线，而非文化阐释和文化探源；他更关注历史事实本身，而非历史背后的文化逻辑和规律。加之他所研究的对象是现代历史，因此也不大涉及出土文献证据和人类学证据。

【注释】

[1]关于文学人类学的学术史，可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徐新建《文学人类学：中西交流中的兼容与发展》（《思想战线》2001年第4期）；徐新建《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历程》［《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2期］等文章。

[2]“文学人类学”一词在中国的首次出现，见于叶舒宪的《神话—原型批评的理论与实践》（上），刊于《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6年第3期，文中提到弗莱研究的“文学人类学”。其后，方克强于《当代文艺探索》1987年第3期发表《文学人类学批评的兴起及原则》。

[3]1987年弗雷泽的人类学巨著《金枝》中译本问世，同年，介绍弗莱的文学人类学观点的译文集《神话—原型批评》出版。

[4]参看叶舒宪：《文学人类学的中国化过程与四重证据法—学术史的回顾及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10年第6期。

[5]徐新建：《文学人类学：中西交流中的兼容与发展》，《思想战线》2001年第4期。

[6]笔者注：本书所言的人类学，除非特别说明，均指文化人类学。按照哈维兰对人类学的分类，人类学传统上分为四个部分：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的三个分支，即考古学、语言学和民族学。这是美国和加拿大的人类学传统，参看［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同时，威廉·亚当斯也指出：美国人类学主张民族学、语言学、考古学和体质人类学应当联合为一体，而这种在人类学早期形成的松散而不稳定的联合在北美以外的其他地方早已四分五裂了。所以，在不同国家的人类学传统中，人类学的称谓和偏重不同，如在德国叫民族学，倾向民族学研究；在法国、英国叫社会学，倾向社会学研究等，因此本论著也会依语境采用相关的称谓。参看［美］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此外，徐新建也曾提出关于人类学的三分法，包括生物人类学、文化人类学和哲学人类学。参看徐新建：《回向“整体人类学”》，《思想战线》2008年第2期。

[7]转引自［英］威廉·特文宁：《证据：跨学科的科目》，王进喜译，《证据学论坛》2007年第2期。

[8]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康熙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155页。

[9]汉语大词典编纂处编：《康熙字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382页。

[10]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后汉书》（第3册），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第1629页。

[11]杨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笺》（上），中华书局，1991年，第567页。

[12]刘昫等撰：《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第2689页。

[13]参看罗志田：《“新宋学”与民初考据史学》，《近代史研究》1998年第1期；董恩强：《新考据学派：学术与思想（1919—1949）》，华中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年；周国栋：《民国新考据学研究》，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

[14]胡适：《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见《胡适作品集》15，附录一，（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6年，第176页。

[15]参看郑牧民：《论中国古代获取证据的方法》，《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文章指出，《周礼·秋官·司厉》记载：“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楬之，入于司兵。”郑玄注：“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据此推断，周朝的诉讼中，已存在物证的收集与运用。

[16]郑克编纂：《折狱龟鉴》，见杨一凡、徐立志主编，俞鹿年等整理：《历代判例判牍》（第1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460页。

[17]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第4期。

[18]唐启翠：《神话历史与玉的叙事—〈周礼〉成书新证》，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后出站报告，2012年。

[19]Allen,J.,Inference from Signs: Ancient Debates about the Nature of Evidence,Oxford: Clarendon Press,2001，p.1.

[20]转引自［英］威廉·特文宁：《证据：跨学科的科目》，王进喜译，《证据学论坛》2007年第2期。

[21]在西学传统中，很多哲学家同时也是逻辑学家、法哲学家，如洛克、边沁、密尔等，这似乎与中国的知识分子断案的传统有某种巧合。

[22]参看［美］大卫·A.舒姆：《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

[23]王国维1908年翻译了英国逻辑学家耶方斯的《辩学》。

[24]转引自［美］大卫·A.舒姆：《关于证据科学的思考》，王进喜译，《证据科学》2009年第1期。

[25]王进喜：《证据科学的两个维度》，《政法论坛》2009年第6期。

[26]胡适：《历史科学的方法》，见《胡适作品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第123页。

[27]杨骊：《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28]罗振玉校补：《明堂庙寝通考》，见《雪堂丛刻》（第3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0年，第297—299页。

[29]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8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63—301页。

[30]王国维：《古史新证》，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1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41—242页。

[31]同上书，第242—243页。

[32]1928—1937年，在求学于美国哈佛人类学系归来的李济的带领下，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对安阳殷墟进行了15次大规模的发掘，标志着中国现代考古学的真正开端。

[33]吕大临：《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第2页。

[34]参看江林昌：《中国上古文明考论》，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35]王国维：《殷虚文字类编序》，见谢维扬、房鑫亮主编：《王国维全集》（第14卷），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08页。

[36]杨骊：《反思二重证据法的局限—兼论多重证据法的演变之必然》，《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37]顾颉刚：《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见王煦华编选：《古史辨伪与现代史学》，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106页。

[38]顾颉刚为《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所作试刊词，载该刊1935年第2卷第13期。

[39]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前言，中华书局，1998年。

[40]葛兰言最早在其1920年的博士论文中即用民俗学证据阐释《诗经》，被译介到中国后引起民国学界的极大争议，可参看杨骊：《从跨文化阐释到三重证据法—〈诗经〉研究的文学人类学进路》，《当代文坛》2014年第4期。

[41]胡适：《谈谈〈诗经〉》，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页。

[42]同上书，第18—19页。

[43]闻一多：《风诗类钞甲》，见《闻一多全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6—457页。

[44]茅盾：《神话研究》，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223—225页。

[45]孙作云：《中国古代图腾研究》，见《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研究》（上册），河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7页。

[46]代云红：《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4页。

[47]饶宗颐：《谈三重证据法》，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第16页。

[48]同上。

[49]同上。

[50]杨向奎：《宗周社会与礼乐文明》序言，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页。

[51]汪宁生：《古俗新研》前言，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页。(www.xing528.com)

[52]［美］尼古拉斯·戴维、卡罗·克拉莫：《民族考古学实践》，郭立新、姚崇新译，岳麓书社，2009年，第11页。

[53]徐杰舜：《民族学考古学本是一家—云南民族大学汪宁生教授访谈录》，《民族论坛》2012年第6期。

[54]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研究·自序》，暨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3页。

[55]笔者注：根据叶舒宪后文所指，此处人类学证据应当是文化人类学证据。

[56]叶舒宪：《“三重证据”与人类学—读萧兵〈楚辞的文化破译〉》，《中国出版》1994年第8期。

[57]叶舒宪：《鲧禹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台湾）《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

[58]饶宗颐：《谈三重证据法》，见《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卷一史溯，（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3年，第16页。

[59]叶舒宪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00页。

[60]叶舒宪：《国学考据学的证据法研究及展望—从一重证据法到四重证据法》，《证据科学》2009年第4期。

[61]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62]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中国文物出版社，1985年，第27页。

[63]梁启超：《中国考古学之过去及将来》，见卫聚贤：《中国考古小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5—25页。

[64]笔者注：在美国，考古学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而在中国考古学却成了历史学的下属，笔者认为此间异同是值得反思的。

[65]李济：《安阳发掘报告》，见“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一，第1—4期，（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1978年，第405页。

[66]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见《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61页。

[67]参看［英］威廉·亚当斯：《人类学的哲学之根》，黄剑波、李文建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页。

[68]［美］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2页。

[69]李济：《再谈中国上古史的重建问题》，见《安阳》，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1—365页。

[70]参看［美］张光直：《商代文明》，毛小雨译，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9年，第1—52页。

[71]参看［美］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郭净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2年。

[72]参看周日琏：《郭沫若与王晖石棺画像研究》，《四川文物》1993年第6期。

[73]闻一多：《伏羲考》，见《闻一多全集》（第3卷），湖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4页。

[74]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见《沈从文全集》（第32卷），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5页。

[75]同上书。

[76]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1页。

[77]苏秉琦主编：《考古学文化论集》序，文物出版社，1987年。

[78]邢文：《帛书周易研究》，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0页。邢文还在注释中说明：作者在学位论文《帛书〈周易〉与古代学术》中对所谓“四重证据法”的运用进行了尝试。张岂之在主持论文答辩时，归纳并指出了此点。

[79]叶舒宪：《千面女神—性别神话的象征史》序，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1页。

[80]叶舒宪：《四重证据：知识的整合与立体释古》，《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81]萧兵：《图像的威力：由神话读神画，以神画解神话》，《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82]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文化解读为例》，《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83]叶舒宪：《鲧禹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台湾）《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

[84]叶舒宪、彭兆荣、徐新建：《“人类学写作”的多重含义：三种“转向”与四个议题》，《重庆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85]代云红：《中国文学人类学基本问题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89页。

[86]［美］唐纳德·R.凯利：《神话历史》，见陈启能等主编：《书写历史》，陈恒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第111页。

[87]叶舒宪：《玉的叙事：夏代神话历史的人类学解读》，《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年7月1日。

[88]参看叶舒宪：《四重证据：知识的整合与立体释古》，《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89]叶舒宪：《四重证据：知识的整合与立体释古》，《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

[90]同上

[91]同上。

[92]叶舒宪：《鲧禹启化熊的神话通释—四重证据的立体释古方法》，（台湾）《兴大中文学报》2008年第23期。

[93]叶舒宪：《第四重证据：比较图像学的视觉说服力—以猫头鹰象征的跨文化解读为例》，《文学评论》2006年第5期。

[94]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山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1页。

[95]参看George W.Stocking,Jr.,ed.,Object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1985。

[96]该丛书包括：萧兵的《楚辞的文化破译》（1991年）；叶舒宪的《诗经的文化阐释》（1994年）；萧兵、叶舒宪合著的《老子的文化解读》（1994年），臧克和的《说文解字的文化说解》（1994年），王子今的《史记的文化发掘》（1997年）；叶舒宪的《庄子的文化解析》（1997年）等。

[97]笔者注：该会议于2009年7月25—26日召开，由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主办，来自美、英、澳、加、荷等国高校及国内数十所高校的教授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实务部门的领导、专家参加了会议。

[98]笔者注：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研讨会于2013年6月在陕西省榆林市召开，来自考古学界、收藏界、文学界、文学人类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论文集为叶舒宪、古方主编：《玉成中国—玉石之路与玉兵文化探源》，中华书局，2015年。

[99]巫鸿、朱志荣：《中国美术史研究的方法—巫鸿教授访谈录》，《艺术百家》2011年4期。

[100]同上。

[101]参看［美］巫鸿：《礼仪中的美术：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郑岩等译，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5年，第70—86页。

[102]肖艳：《多重证据法的运用与深化》，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

[103]参看黄翔鹏：《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人民音乐》1980年第7期。

[104]参看黄翔鹏：《新石器和青铜器时代的已知音响资料与我国音阶发展史问题》，《音乐论从》1978年第1辑、1980年第3辑。

[105]参看程中原：《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4年。

[106]陈辽：《创新研究方法 还原历史真相—读评〈国史党史七大疑案破解：四重证据法〉》，《唯实》2014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