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证据法的当代演变及研究成果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新时期的学术复兴大潮，更多的学者意识到第三、第四重证据在古史研究中的重要性。长期被忽视的无文字器物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人的关注。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堪称这方面探索的经典之作，他对无文字文物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其实，无文字的文物并不等于无意义的文物，任何经由人工的文物本身就携带了人的想法，从无文字的考古发现与文物资料中重建思想话语，恰恰是思想史家的责任。^[76]1987年，苏秉琦则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指出了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三者有必要进行跨学科研究：“自考古学和民族学已分化成独立学科后，把历史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结合起来的工作，在欧洲，至迟19世纪末已经开始；在我国，自本世纪（按：指20世纪）20年代以来，也不断有人进行。但三者的全面结合程度，至今仍有相当的距离。”他指出：“实现考古、历史与民族三学科的结合，定将大大提高认识过去和预见未来的能力。这无疑是三个学科的共同责任。”^[77]

“四重证据法”一词最早出现在1997年。邢文在《帛书周易研究》一书中提出四重证据法：王国维先生在批评学术界过分怀疑古书的思潮时，提出过“‘以地下之新材料’（主要指甲骨卜辞和金文）印证‘纸上之材料’（指古书记载）的二重证据法”，饶宗颐先生又把“一般的考古材料和古文字资料”分开，提出“三重证据法”，“这第三重证据就是考古发现的古文字资料”。……通读全书可以看见，我们的讨论涉及“第四重证据”，那就是国际汉学的研究成果。应该说，本书在研究方法上，对这种“四重证据法”进行了尝试性的探索。^[78]在这里，邢文采纳了饶宗颐的三重证据法，同时把国际汉学界对文化的研究成果作为第四重证据进行类比论证，有一些跨文化阐释的雏形。但是由于文中所言的国际汉学的研究成果比较空泛，很难进行归类，此后，邢文也没有进行更深入的探讨，所以此说并未在学界引起多大的反响。(www.xing528.com)

真正对四重证据法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并将其提升到方法论层面的学者当属叶舒宪。由于叶舒宪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不懈探索，四重证据法不仅成为文学人类学的新兴方法论，而且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