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考古图像证据方面，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学者也做了不少开拓性的工作。郭沫若在1929年不仅翻译了《美术考古学发现史》，向国人介绍了美术考古学的发展情况，还非常关注美术考古的最新发现。1942年，东汉王晖石棺被发掘出土，郭沫若得到了石棺画像的全部拓片，不仅兴奋地赋诗两首，还认为王晖石棺的出土堪比前蜀王建墓的发掘，都可以说是考古学术上的重要事件。[72]1943年，常任侠出版了《民俗艺术考古论集》，其中包括《重庆附近发见之汉代崖墓与石阙研究》《重庆沙坪坝出土之石棺画像研究》《重庆附近之汉代三种墓葬》《北温泉缙云山之石刻》《饕餮终葵神荼郁垒石敢当小考》等文章。在这些文章中，常任侠综合运用民俗学、人类学和考古学方法研究民俗艺术，除了采用传世文献材料，还把神话、传说、歌谣与砖雕、墓葬、汉画像等造型艺术都作为材料进行综合研究，应该算是美术考古或图像证史的开创性研究。闻一多在《伏羲考》中，开篇就用常任侠所举的伏羲、女娲汉画像材料和芮逸夫关于各族洪水故事与伏羲、女娲传说的两篇文章引入研究，还高度评价这些汉画像的材料“论其性质，却也相当重要”。[73]
在采用图像和实物证据方面，沈从文写于“文革”时期，后于1981年才得以辗转出版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堪称经典。作者在引言说：“本人因在博物馆工作较久，有机会接触实物、图像、壁画、墓俑较多，杂文物经手过眼也较广泛，因此试从常识出发，排比排比材料，采用一个以图像为主结合文献进行比较探索、综合分析的方法，得到些新的认识理解，根据它提出些新的问题。……综合各部门的发现加以分别研究，所得的知识，也必然将比过去以文献为主的史部学研究方法，开拓了无限广阔的天地。”[74]沈从文在该书开篇就指出以前的中国服饰研究弊端：文字材料多，和具体问题的差距很大，纯粹由文字出发而作出的说明和图解，所得的知识实难全面。他以宋人所作《三礼图》为例，认为《三礼图》影响很大，但是在历史中经过辗转流传，以其和近年大量出土文物铜、玉、砖、石、木、漆、刻画一加比证，就可知这些研究工作值得重新着手。[75]虽说到博物馆工作是命运对沈从文的捉弄，但却因此使沈从文得以接触大量出土文物和图像，极大地开拓了他的学术视野，最终写成了一部大书。全书共采用正图250幅、插图151幅，充分运用各种图像与出土文物证据进行物质文化史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极具开创意义。(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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