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20世纪初的中国学界，可知催生二重证据法的两大因素：其一是由考据学危机引发了对传统阐释学的反思与改造；其二是科学实证的西学东渐促成了中西实证之学的交融。考据学是中国传统的阐释学，乾嘉之学一度成为考据学的顶峰。但近代以来，传统考据学在疑古辨伪思潮与科学实证之风的合击下遭遇严重危机。为了应对此危机，中国知识分子一边反思考据学自身的局限，一边借西方实证科学的范式对传统阐释学进行变革。[27]
王国维既深受传统国学浸染，又大胆接受西学思想，在当时中西文化碰撞交融的情况下，他兼容并蓄，批判地吸收清儒之学，同时借鉴西方实证史学，先是提出“二重证明法”，而后提出了开创性的二重证据法。1913年，王国维提出了二重证明法：“近百年之间，燕秦赵魏齐鲁之墟，鼎彝之出，盖以千计，而殷虚甲骨乃至数万。……故今日所得最古之史料，往往于周秦两汉之书得其证明，而此种书亦得之亦自证明焉。吾辈生于今日，始得用此二重证明法。”[28]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明法进行考据的经典个案很多，在此仅举一例：1917年，王国维先后撰写《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二文，通过考释甲骨文字，释读出甲骨卜辞中商代先公先王名号，并将其与《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等典籍互证，证明《世本》《史记》等史书关于商代世系的记载是可信的。[29]
1925年，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提出二重证据法：“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种材料，我辈固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全为实录……此二重证据法，惟在今日始得为之。”[30]在《古史新证》中，王国维举出的“纸上之材料”包括《尚书》《诗经》《周易》等传世文献。举出的地下材料仅有两种：（1）甲骨文字（殷时物，自盘庚迁殷后，迄帝乙时）。（2）金文（殷、周二代）。[31]相比1913年所提出的二重证明法，二重证据法对“纸上之材料”和“地下材料”有了更详细的列举，并且把地下材料明确定义为“甲骨文字”和“金文”。而笔者认为，就其史料性质来说，应称纸上材料为“传世文献”，称地下材料为“出土文献”更妥。因为很多学者没有注意到王国维对地下材料的界定，而把“出土文献”误作“出土实物”了。在王国维生前，中国的现代考古学尚未兴起，[32]王国维对出土文献的使用，实则沿袭了传统金石学“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33]的理路。正如江林昌所言：王国维在《古史新证》里所据的地下资料仅指甲骨文和青铜铭文，这实际上还属于传统金石学的范畴。而现代考古学所发掘的地下资料，实可分为有文字的和没有文字的两大类。有文字的考古资料，除了甲骨文和金文外，往下还有简牍、帛书、封泥、玺印、陶文等，往上则有刻画符号。没文字的考古资料则包括大量的遗址遗物。[34](www.xing528.com)
至于考证的原则，王国维在于1923年所作的《殷虚文字类编序》中指出了新、旧史料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强调二者互相参订释证：“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人之真，而其言乃可信于后世。”[35]因为甲骨文和金文比传世文献时间更早，更接近历史元文本，利用甲骨文、金文等新发现的地下文献去对照研究传世文献，这无疑增大了考证的客观性和真实性，由此跳出了传世文献内循环式的考证局限。
笔者认为，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作为一种具有开创意义的治史观念和方法，可以说是融汇了中国传统的考据学、金石学和西方的实证史学而形成的方法论，初步融合了阐释与实证的论证模式。二重证据法对后世学术研究的积极意义可以概括为两方面：其一，二重证据法极大地拓展了文史考证的史料学，超越了传统经学局限于传世文献的考证方式；其二，二重证据法在汇通中西的基础上开启了以科学实证方法释古的时代。然而由于时代原因，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也不无局限：一是对实证史学的强调，导致后来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人走向过分追求实证、证而不疏的极端，使二重证据法向三重证据法的跨文化阐释演变成为必然；二是二重证据法沿袭中国古代金石学的传统，仅把“地下之新材料”局限于出土文献，反映出中国文史研究的文字中心主义局限，故而为四重证据法的诞生埋下伏笔。[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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