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师合作对教师发展的影响

在近代中国动荡多变的时代背景下，中国近代大学教师间的精诚合作、共渡难关的行动是保持中国近代大学三项职能顺利完成的最伟大的行为。在中国近代大学的教师学术职业生活中有竞争，但是竞争是一种友善的张力，在他们的学术生活中更多的是合作，尤其是在艰难险阻的动荡年代，合作的行为使得他们及大学保存了知识的火种，使得中国的知识不断传承创新。中国近代大学教师之间的合作，包括他们相互之间对对方的学术活动的尊重、秉持兼容并包的精神，也包括他们之间的直接的学术活动之合作。这些活动基本都体现着学术自由的思想，为大学教师之间平等协作、共同完成大学职能的要求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一）教育活动的合作的影响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教育上的通力合作不单使得大学教学活动顺利展开，也使得他们的教学能力在有机配合中得到了提升，同时也使得他们的教育能力中的探究素质得到了拓展。他们的合作首先表现在克服困难、坚持教学上。比如，在浙江大学西迁贵州湄潭之时，何增禄和朱福炘等物理系教授带头装运仪器，经全系师生共同努力，将百余箱书刊、仪器由杭州经泰和、赣州、宜山、遵义运达湄潭和永兴，行程数千里，不仅无一件损坏或丢失，而且每到一地只要能开课，便拆箱起用图书、仪器等物，师生的教学与实验在沿途的庙宇、祠堂内进行。这种精诚合作的精神使得教学活动能最大限度地进行。他们的教学能力在艰苦的环境下得到了锻炼。

大学教师的精诚合作最有力的体现是在西南联合大学时期，西南联合大学创造了战时联合办学的典范，发扬了民主治校精神。北大、清华、南开是三座久负盛名的大学，各有不同历史和各自的校风，但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爱国、民主和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为了抗战建国事业培养出一批治学、治人、治事的创业之才。虽然三校治校的作风不尽相同，联大常委以其谦和与互让形成了和谐的集体，以其伟识与宏量发挥了民主治校的精神，进一步完善了教授治校的体制。因此，组成联合大学后，三校关系融洽和谐并创出了新的风格，不仅难能可贵地完成了联合办学的任务，并为实行民主办学树立了值得学习的榜样^[115]。比如杨武之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算学系不遗余力地协调三校师资力量，很好地完成教学任务，同时支持并鼓励青年教师进行科研，取得成绩^[116]。历史学系集三校教授于一处，都是一时人选，五色交辉，八音合奏。还比如，闵嗣鹤在西南联大，在本职工作以外参加华罗庚的数论讨论班，华、闵两人合写过几篇论文，在《若干同余方程的解数》底稿扉页上，华罗庚写着：“闵君之工作，占异常重要之地位”。抗战中的昆明是敌机轰炸的目标，每当发出空袭警报，联大师生常到郊区龙渊中学隐蔽，当时闵嗣鹤单身住在这里，欣欣向上的少年感发了他乐育人才的激情，便联络联大几位年轻的教师，义务给学生开设数学讲座。梅贻琦校长在《复员后之清华（上）》（《清华校友通讯》新册九期）报告上说：“教师皆系当代权威，学子受益匪浅。在校诸教师皆以治学谨严，斐声士林。”^[117]北大史学系和清华历史学系在史学研究方面各有自己的传统和特色。北大史学系从国学院的史学门发展而来，侧重传统中国史学；清华也有国学院的传统，但有不少留学生回校任教，在教学和研究中，中西历史并重，综合与考据并重，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并重。尽管如此，两校教师在学术上相互尊重，各具卓识，不同的传统并存不悖，形成优良的学风。学生也得以广开眼界，兼收各家之长，受益匪浅^[118]。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教育合作还体现为他们克服困难、共享教学资源，使得教学活动顺利开展。如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迁入华西协和后，三校医学院联合上课，“以中大教授讲授神经解剖学，华大教员讲授有机化学、寄生虫学，齐大教员讲授组织学”，并将成都原有的四所小医院合并，称“三大学联合医院”。三方充分发挥彼此优势，教学质量明显提高，连北平协和医学院的学生都来借读或实习；西南联大三校充分利用彼此仅有的设备、图书资料，弥补了各校科研条件的不足^[119]。各校间的大力合作使得他们在困难的环境下也能保证学术活动的展开，为教师能力的提高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www.xing528.com)

此外，当时大学教师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比较密切，尊重彼此在自由研究和探讨中形成的学术观点可说是一项基本准则。赵瑞蕻回忆，中央大学在柏溪四年多，他从未看见过或者感受到同事间的不和、伤感情、吵架、彼此有意见、互相攻击、勾心斗角等恶劣现象，那种和谐的情感十分难得；大家除努力教书外，时常在一起谈心，切磋学问^[120]。可见当时教师之间的亲密、友善的关系，对他们度过艰难的时代是不无作用的。

（二）学术研究配合的影响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合作关系对他们专业素质的影响还体现在学术研究方面的合作。通过在学术研究活动中的密切配合，使得他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获得了很大的丰富，同时，对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也有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比如，当时西南联大将植物病理组和植物生理组、金属研究所和无线电研究所迁到了“大普集”。当时在“大普集”的三个研究所虽然专业不同，但在学术上三个研究所的人员却有很多交流和合作。这些研究所在迁到“大普集”新址后不久，由金属研究所的余瑞璜发起组织在三个研究所工作的一部分朋友，再加上当时家住在“大普集”附近梨园村的西南联大教授，每月定期选一个星期天在“大普集”和梨园村之间的一家茶馆会晤，由每人轮流作自己的工作报告或专题讨论，学术空气十分浓厚。当时的集会是在无拘无束形式下进行的，既无正式组织形式，也无正式负责人，只是在每次会后推举出下次集会的召集人和主持人。这样的集会形式很显然是在西方留学时养成的习惯，在当时的西南联大，类似的形式并不罕见，在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中是一项基本的生活方式，这是中国现代学术集团形成的基本前提^[121]。当时在“大普集”经常参加这种集会的就有吴有训、任之恭、余瑞璜、范绪筠、孟昭英、华罗庚、王竹溪、赵九章、殷宏章、娄成后、赵忠尧、黄子卿、汤佩松。另外还有几位从城内来参加讨论的，如戴文赛、张文裕，大约在15人上下^[122]。他们在这些学术研究活动中相互配合，使得当时该校的学术研究活动持续不断，并且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其自身的学术研究能力有着很大的提升作用。

因此，学术研究上的通力配合不单使得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开展学术研究活动中能够群策群力、使得学术研究活动顺利进行，而且有力地促进了他们学术研究能力的发展，并且配合了大学教学活动的开展。学术研究上的配合是中国近代大学教师专业素质发展的一个有力的促进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