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师竞争对职能与发展的影响

随着中国近代大学培养人才职能的发展，以及发展科学职能的逐渐彰显，大学中的学科发展方向、人才培养层次、学术研究旨趣等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清末民初时期的大学教师较为保守的治学态度及行为在发展科学职能发展的影响下受到了很大冲击，新的学术发展方向在学派竞争中得到确立，大学教师专业素质在学术竞争中得到发展。

中国近代大学教师间竞争机制对大学教师教育能力的影响体现在教学活动等方面。如通过课程开设行为、教学活动行为、学术争鸣行为等产生竞争，促使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改善自身学术行为，从而提高教师发展的水平。

（一）学派间的竞争影响

学派之争，在中国近代大学中体现较早、较有影响的是北京大学内“新”“旧”派的抗衡。旧的代表是桐城古文派，从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时代到民初胡仁源任北京大学校长以前，桐城古文派一直在北京大学占据优势地位，曾经主导北大的总教习吴汝伦、张筱浦，译书局总办严复、副总办林纾，民初文科教务长姚永概，以及汪凤藻、马其昶、陈衍、宋育仁等均为当时桐城古文派的中坚力量。桐城古文派的“旧”不仅表现在其写作的文体与风格以及崇尚“程朱理学”的治学路径上，更表现为他们代表着晚清社会的正统思想、反对对传统文化的革新、迷信经典著作的权威性等方面。

北大的“新”派，主要指1915年前后崛起的一代新知识分子，如鲁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周作人等人。他们代表的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新文化的发展方向，他们主张对传统文化进行变革，不相信儒家经典著作神圣不可侵犯，属于新一代知识分子。

“新思潮派”与“桐城古文派”的思想论争，早在民国初年何燏时、胡仁源执掌北大、引进一批章太炎门生时就已开始。这种思想上的论争，表现为对北大教席的争夺，具体体现在文科领域。新派不满于桐城学派的独尊，为此特聘请黄侃、马裕藻、沈兼士、朱希祖、朱宗莱、沈步洲、沈尹默和钱玄同等章太炎门下弟子到校任教。章太炎及其弟子代表的是治学严谨、注重考据训诂的实证学风。自章太炎弟子陆续进校，北大学风有了明显的改变。随着“新思潮派”势力的日渐强大，桐城古文派在北大文科领域中的地位“江河日下”，最终被取而代之。但这种“新”与“旧”之争却一直延续到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后，著名的“林、蔡之争”是这场斗争终结的标志，同时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走向高潮的结果^[106]。

从根本上说，北大的“新”“旧”之争，是大学职能不断丰富，导致知识分子角色转移的结果，即由传统士人将“科举入仕”作为实现人生理想之路，转向为将思想启蒙作为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实现思想、学术、教育、文化的独立，成了具有独立自主精神的自由知识分子，此时他们关注的中心问题不再集中在政治上，而主要集中在文化上了^[107]。这样的竞争，导致了北京大学教师群体中的知识结构、思想倾向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也是引发他们专业素质改变的重要动因。教师间的学术分歧、新旧之争，是他们提高自身学术能力，于学术领域生存的激励因素之一。否则，将在竞争的洪流中失去专业生存的地位。

随着发展科学职能的不断显现，加之留学归国学者成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队伍中举足轻重的力量，他们在大学培养人才应持有的理念、开展科学研究应持有的价值判断等方面有了诸多的分歧，学派之争因大学职能的发展而再起，表现得较为突出的是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派之间的竞争。

新文化运动派是以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归国教师为主，多是杜威任教的教育学院学生。直接受到杜威思想和新教育理论的熏陶，他们都自认是杜威的追随者，是杜威学说的信徒。如胡适、郭秉文、朱经农、陶行知等人，他们是新文化运动后期的主要人物，提倡科学主义，致力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思想的宣传和普及工作。他们还是杜威的教育思想的实践者，对教育的科学研究取得世人关注的成就。其客观意义呼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提出的“科学”的口号，并且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仅仅在口号、理论上的宣传相比，他们所取得的实绩更有重要的意义和持久的巨大影响^[108]。他们对大学发展学术研究也是持支持态度的。尤其是在教育实验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学衡派是以留学哈佛的归国教师为主，主要影响人物是吴宓、梅光迪、胡先骕等人，还包括倾向理性的汤用彤、张鑫海、林语堂、郭斌和、梁实秋、赵元任、李济、杨杏佛、竺可桢、梁思成等人，他们受到白璧德的影响。以吴宓为首，在国立东南大学创办《学衡》杂志，与新文化运动的思想相辩论。学衡派教师在留学期间正是一战前后，现代性带来的普遍沮丧和不安导致西方学术界掀起“反思现代性，重估传统文化价值”浪潮之时，著名代表人物白璧德力倡从传统文化中寻求价值依托，来匡正“科学”“理性”的极大膨胀造成的危害，形成了新人文主义思潮，吸引了一批中国留学生。他们师从或间接接受白璧德学说，或多或少受到白璧德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新人文主义的影响下，学衡派教师认识到中国在现代性中应多一分理智。为此他们在文化立场上不惜与已形成如火之势的新文化运动唱反调，不赞成新文化运动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批评胡适等人不谙西学之真谛，并对杜威的实用主义理论持质疑态度，他们试图融合东西方文化中永恒的价值与精粹，从文化上制衡与匡正新文化运动的激进与失范，表现出理性的文化变革观^[109]。(www.xing528.com)

两派思想就学习西方与保持传统的对立上展开论战。从而激发了他们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深入研究，以此来对抗对方，这也就推动了他们学术研究能力的发展，对提高大学教师群体的专业素质有着非常有益的帮助。

（二）教学压力的影响

1.来自学生的压力

如北京大学当时规定，学生选定之课可任意缺席，未选之课可随时旁听。故学校自开学后，讲堂必随时改换。旁听多，换大课堂；缺席多，换小课堂。某教师或自小课堂屡换大课堂，某教师或自大课堂屡换小课堂。学生以此为教师作评价，教师亦无奈之何^[110]。教师只能通过不断完善自身学术水平，提高教学效果，来吸引学生选听自己的课。

当时，西南联合大学实行学分制，并且由学生自己选课，必修课外，开了许多选修课，甚至一门相同的课，由一至二三个教师担任，各讲各的，各有其特色，这就有“唱对台戏”的味儿，起着竞赛的互相促进作用了^[111]。如中文系开设的中国文学专著选读，有的专著有两位教授先后或同时讲授，风格各异^[112]。这种学分制和选课的办法不仅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达到了通才教育的目的，同时也促进了教师间的竞争。某位教师一旦开课，如果听课人数达不到规定的数额，或者退选的学生超过一定数字，以后学期就没有重开这门课的资格，长此以往，岗位必然受到威胁。

2.来自同行的压力

如浙江大学西迁至贵州的遵义、湄潭时，开设“物理讨论”课程。这门课又分甲、乙两种，甲是由全系教师和四年级学生轮流作学术报告，乙则由束星北和王淦昌两位教授就物理学前沿课题作学术报告。当束星北担任主讲时，王淦昌必坐在台下学生中间；而王淦昌担任主讲时，束星北也定然不请自到。王淦昌一开讲，束星北就在台下虎视眈眈，瞅准什么“漏洞”马上就发难，不搞得对方下不了台决不撤兵；而当束星北讲出什么“奇谈怪论”，王淦昌也立刻打断，一定要束星北讲出个子丑寅卯，否则决不罢休^[113]。两人之间又常发生争论，常常争得面红耳赤，声音很大。像小孩吵架那样地争论科学问题^[114]。

这样一来，通过学术活动中的多种竞争形式，当时的大学教师间就有了不断的张力，要想在大学学术舞台上取得一定的位置，就必须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否则，会在同行群体的竞争下退出学术舞台。竞争的力量促使他们去探索新知、改进教学方法。如此，大学教师的专业能力在相互的竞争环境中逐渐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