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师管理的影响

从前文可知，在中国近代大学各职能演化阶段，政府宏观上对大学教师聘任有着相应的制度规定，而各大学也有自己的相关聘任制度。尤其是发展科学职能出现后，各校享有较多的教师聘任自主权，对人才选用的自主性较大，这就加强了各大学对教师专业素质变化的直接性影响。具体表现为：大学教师由各校校长依法聘任，大学有较大的教师人事自主权；大学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情况，设立相应的职位，聘任适当的教员；政府只对任职资格作原则性规定，具体到各个学校教师的职务情况，则完全由各学校自主决定^[77]。因此，当时各大学依据中央政府的宏观制度，结合各自大学对教师的实际需要，成立专门负责教师聘任的机构，制度性地选聘大学教师，对规范大学教师聘任行为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成立聘任机构、规范聘任程序

中国近代大学成立之初，由于当时大学职能以培养人才为主，大学发展规模和层次都较低，大学教师的选聘多以推荐为主，各校没有专门的聘任组织来进行大学教师的管理，教师选聘以校长自由裁量为主。随着大学职能的发展，其职能结构更加丰富，对大学教师专业素质的要求也逐渐提高，单靠大学管理者个人的鉴别能力，已经无法为大学选取各学科所需要的合适人才，又加之制度要求对大学教师进行资格检定，因此，成立专门的聘任机构，在选聘大学教师之时对其进行全面的考察，从而为大学选定合适的师资，使得入选后的教师能够胜任各校的职能要求。这是中国近代大学职能演变对大学教师选聘带来的明显变化之一，进而对大学教师发展起着促进作用。

中国近代大学成立聘任机构来进行教师选聘在民国中期就已经广泛出现。广东大学做法较早，该校建立之时就成立聘任委员会，聘任委员会由校长征得校务会议同意、在教授之中任命七至九人组成，委员任期一年，每分科至少有委员一人。第一次聘任委员会由校长征得大学筹备会同意指定担任。教授由校长提出，经聘任委员会审查合格后聘任^[78]。此外，清华大学、山东大学也都设有聘任委员会。抗战时期，聘任委员会形式也有出现，比如，西南联合大学成立聘任委员会，聘请冯友兰、吴有训、陈序经、施嘉炀、黄钰生、樊际昌、郑天挺诸先生为委员，该校各学院拟延聘教师，先开送姓名、履历、著作单及拟请担任之职名、课程及薪额等，提交该会审查^[79]。

成立聘任机构对规范各校聘任程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比如，成都大学设立有“聘任委员会”，是当时成都大学聘任教职员的一个权力很大的专门机构。由校长及教务长、总务长、院长、系主任和教授代表组成。根据《国立成都大学教员延聘细则》，于每学期结束前四星期开会，审查下期所聘教师资格学力，规定他们的等级待遇。学校一些高级职员，如注册、庶务、会计、出版、斋务各部的主任，学监、秘书、校医等，也要经聘委会审查通过，学校始可聘用。聘委会以投票方式表决，以票数多寡定取舍。这套办法纠正了那时一般学校校长大权独揽、滥用私人、以不合格的教师滥竽充数的重大弊病^[80]。

各校成立聘任机构对各大学选取合格的大学教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也为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发展起到了铺垫基础的作用，对规范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发展、提高其整体知识水平等有实际的作用。

（二）多方网罗人才、提升教师整体素质

各大学在教师选聘、任用等方面的管理举措，很大程度上通过校长的行为得以实现，尤其是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科学职能彰显以后，校长在人事决定权上有很大的控制力度。当时制度规定：“由院长系主任商请校长聘任”^[81]教师。各大学校长在这一时期后，治校的自主权利比较大，中国近代著名大学的飞速发展，都与当时校长治校有方密切相关。大学通过校长的人才理念多方网罗人才，这对大学选聘教师的管理活动之顺利开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1.兼容并包，不设门户

发展科学职能逐渐彰显的过程中，自然科学学科逐渐在中国近代大学中建立，并且与早期开设的文、法学科形成鼎立之势，大学对教师的需求，扩展到文、理、法、医、农、工等学科范围，单靠派系网络、裙带关系等人才选用模式，无法支撑大学持续的发展，保守排外的人才聘用观念更无法获取大学发展的各方人才。只有广开大门、多方罗致人才，才能使得近代大学发展获得持久的力量。近代大学校长中延聘教师倡导“开放门户、任人唯贤”者首举蔡元培先生，其“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治校思想，深刻体现在他主掌北京大学时期对教师选用的做法上。

蔡元培认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文。”他看重的是人才的一技之长，而很少过问思想倾向、年龄、资格、国籍。当时的北大教员，从政治派别来看，有复辟帝制派、有君主立宪派、有无政府主义派、有国民党、有共产党；就哲学倾向而言，有倾向封建哲学而信孔的、有倾向资产阶级哲学而反孔的、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武器批孔的；就年龄言，有20多岁的青年、有白发苍苍的老翁；就资格言，有新时代的博士、有旧时代的进士、有什么资格也没有的人。比如刘半农和刘天华仅是中学肄业的学历，破格被聘后执教北京大学。他们在北大期间得到培养和提高，在新文化运动、学术研究和国乐等诸方面获得不凡的成就^[82]。当时他聘请进入北大教授有一点是共同的，即他们都是当时国内知名的一流人才。他们被蔡元培聘进北大，自身获得了施展才能的广阔天地，而北大也因此充满生气。蔡元培在管理教师队伍时，把握一条标准“以学诣为主”。他认为学校既然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选择教师的关键在他的学问新、造诣高，“学而热心”^[83]。(www.xing528.com)

此种兼容的学术思想，正是中国近代大学校长对大学教师专业发展的最好的支撑，为近代大学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能够保证他们在各自的学术研究领域内自由地驰骋。蔡元培在选聘人才方面的做法是使得中国近代大学出现发展科学职能的最有力的支持。

2.广开渠道，延揽人才

中国近代大学对人才的选聘，还表现在各校通过各种渠道，吸纳优秀人才到校任教，为学校发展寻找有力的人才支撑。比如，郭秉文执掌东南大学时，上任伊始，就向国内外广延名师，聘请一流的教授、学者到校任教。不同的是，郭秉文所聘的名师绝大多数是留学生，而且大多是留美学生，郭秉文利用他曾经当过留美学生团体负责人的有利条件、利用多次出国考察的机会，在中国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方和学校周咨博访、竭诚相聘，为东大物色了众多的人才。特别是1918年，郭秉文促成由数百名留美学生组成的“中国科学社”迁入南高师以后，东南大学的师资来源和渠道更为畅通，源源不断。经过他的努力，东南大学各科系都有一流的学术带头人，如文科的刘伯明、汤用彤；理科的胡刚复、竺可桢、吴有训、熊庆来、孙洪芬等；教育科的陶行知、廖世承、陈鹤琴、艾伟等；工科的茅以升等；农科的秉志；商科的胡明复、马寅初、潘序伦；等等，可谓名师荟萃、俊彦云集、阵容强大^[84]。强大的师资团队，为该校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较为活跃的学术氛围，为学术研究的开展奠定了团队基础。也就是这支教师队伍，发展了东南大学的学术研究活动，使得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科学的职能出现后在东南大学得到发扬，并且扩展开去。这支队伍还在东南大学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彰显，催生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社会服务能力。

当时各校校长也都通过各种方式来选聘优秀人才，如罗家伦、梅贻琦、杨振声、竺可桢、张澜、马君武等，都能竭尽全力、千方百计罗致一批有学术威望的教授到校任教。

中国近代大学校长重视大学教师的做法使得各校能保证该校大学教师队伍的专业能力得到充分的发挥，无论是对大学发展，还是对教师发展，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三）抵制不良风气、端正教师品性

在近代大学校长进行教师人事变革，促使教师发展的行为中，总是受到原有利益组织的阻挡，在推进大学教师专业发展过程中，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是，他们能坚持治学思想、锐意变革，为各校大学教师结构的变革做出了努力。比如，当时京师大学，有一位颇有背景的教英文的助教不称职，张百熙了解后，立即把这位助教辞掉了。这件事在当时朝廷惧怕洋人的情况下，是极需要勇气和胆量的^[85]。如蔡元培在为北大延揽名师的同时，顶住各种压力，辞退了一批不称职的本国和外国教员^[86]。任鸿隽1935年9月出任四川大学校长，到校视事后，发现四川大学教授中川籍教授太多，派系林立，门户甚深；而且的确有一部分教授思想僵化、教法不当，甚至胸无点墨，影响了川大的学术水平和教学质量。任鸿隽视事后做出决定，对该校7月份刚刚聘定的原聘教授根据川大建设需要重新聘任。该做法引起以川籍教授为首的教授的公开反对，认为此举不合原“延聘教授规则”，为非法之举。但任鸿隽不为阻力所退却，坚持新校长加聘符合教育部规定，解聘了少数确实不适于大学任教的滥竽充数者^[87]。任鸿隽在解聘少数不称职教授的同时，又广延人才，诚挚邀请国内著名学者到四川大学任教。先后聘请到桂质柏、毛仲良、张颐、刘大杰、丁山等一批名家入川大执教，逐渐充实了川大教授的实力。一年以后，任鸿隽认为川大师资力量距其发展川大，达到较高水平的目标仍有距离，于1936年续聘教师时，解聘40余位教师，且准备在沿海等地再聘一批名家学者，以求推陈出新，引起落聘教授的强烈反对，遭到他们的激烈对抗，发动四川旅京同乡在中央大学集会反对，通过要案“警告任叔永”。虽然川大师资的更新计划屡遭挫折，但由于任鸿隽不畏艰难、知难而进、尽心竭智，川大的教师阵容还是得到了根本性的充实，为提高学术水平提供了可靠的人力保证^[88]。

大学在教师聘任上抵制各种流弊压力的做法为澄清各校教师队伍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为各校教师发展提供积极的环境。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中国近代大学各校在对教师选聘、任用等方面的管理实务一直在不断发展变化。在大学教师选聘和管理上能以促进大学教师发展为目标，这对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发展有很大的推动作用。正是大学在人才选聘管理上的积极做法使得大学聚集了一批具备较高专业素质的教师，并为教师发展提供了较高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