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服务职能彰显以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继续发展，已经具备了较深厚的研究实力，这突出体现在他们丰硕的学术研究成果上。在工程研究方面，有了较大的成果，比如，罗河在航空测量解析法、图算、初等数学等方面造诣很深、卓有成就。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就开始了图算研究，这种方法是将复杂的函数关系通过准确的共线图表达出来，是一种新型的工程计算方法，比较简单实用。1948年，罗河在美国《富兰克林学院学报》上发表了《用实验数据作共线图》[58]。还比如，李书田曾在1933年首创“对数图解河水流量计算法”，这一计算法既迅速又准确，很有实用价值。几年内他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数十篇，出版专著十余种[59]。这些事例反映出近代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能力有了不断地发展。
同一时期，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自然科学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比如，20世纪40年代孙承谔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时，研究条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能够克服困难，在教学的同时开展了物性和物质结构参数间定量关系的系列研究工作，研究领域包括原子半径与有机物沸点、密度、临界温度、克分子折射、黏度的关系，及原子价、原子序数和量子数计算元素的电负性等，得到了一系列经验关系式[60]。山东大学的学术研究成果也颇丰，据不完全统计，自1931年10月至1937年5月，山东大学教师在各次学术演讲全文或摘要于校刊上发表的，就有206篇。通过这些活动，师生们开阔了视野，活跃了思想，从而推动了教学科研工作的开展[61]。而在与服务社会结合的学术研究上，该校教师的研究能力也不断发展，如农学院农艺学系与农林部烟产改进处合作，在烟草研究方面，改良了烟草品种，推动了学术研究，又辅助了教学。另外，园艺学系在试验我国史前水杉发芽育苗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对山东省园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62]。
人文科学研究成果也大量产生。比如，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和《隋唐制度渊源略稿》、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金岳霖的《论道》、冯友兰的“贞元三书”、闻一多的《楚辞校补》、王力的《中国现代语法》和《中国语法理论》等不断涌现，而且曾分别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的奖励。此外，钱穆的《国史大纲》、吴宓的《世界文学史纲》（讲义）和吴达元的《法国文学史》都是经过多年教学实践不断增订补充的力作。罗常培致力于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完成了《贡山球语初探》等多种专著，还开设方言调查课程，指导学生从事调查研究，培养和锻炼了一批语言学人才[63]。(www.xing528.com)
各个学科领域大量出现的学术研究成果，表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社会服务职能彰显以后，学术研究能力获得了持续的发展，并且，有些学术研究能够很好地和社会服务结合起来，这表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学术研究领域得到了拓展，他们的学术研究能力得到了更好的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服务职能出现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上述学术研究活动能够以社会需求为方向，围绕解决社会直接问题而开展，使学术研究活动与社会服务职能的实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学术研究活动在社会服务职能出现后的明显转变，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学术研究能力也随之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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