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建立之时，没有固定的教材，大学教师须自编讲义，所以当时的大学教师具有编撰讲义的能力，这是教学能力的一种体现。而编写讲义的能力，只是较低水平的一种素质，还不能完全反应大学教师对某种学科的水平。随着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民初的大学大量采用国外原版教材，大学教师自编教材的行为则比较零散，而到了20世纪30年代，由于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有了较大的发展，加之社会经济的动荡，国外教材进入国内的数量减少，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自编教材的活动逐渐系统地开展起来，他们编撰教材的能力因而得到提高。
编撰教材能力的提高，首先表现在他们编撰教材的成果日益丰富起来。1932年，蔡元培领衔的国内外各大学及研究所的学者共56人，组成中国“大学丛书”编辑委员会，自1933年起，陆续出版300余种大学教科书，分文理、政法、农工商、医学、教育等类，各院系各科大体齐备。成书分请有关专家审定，保证了较高的学术质量。这些教科书的问世，奠定了近代中国学者自编大学教科书的基础[28]。并且这一时期编撰的教材质量较高，北洋大学张润田教授所著的《道路曲线及土方学》，方颐朴教授所著的《地形测量学》《大地测量学》和《实用天文学》，高步昆教授的《构造理论》和《钢筋混凝土理论》，谭锡畴教授所著的《矿物学》《岩石学》和翻译的《世界矿产与国际政策》，丁绪怀教授所著的《高等化学》，王子祐所著的《试金学》等均被选入商务印出馆出版的“大学丛书”[29]。反映了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编撰教材的能力上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在抗日战争时期，教学条件更加艰苦，因英文原版图书无法运进国内，各科教材顿感困难，学生所用教材十分紧缺，教授用自编讲义或笔记讲课。这些做法和他们对知识的深刻掌握，以及知识转换能力的发展密不可分。比如在西北工学院“所开的470门课程中，采用英文教材的占165门，采用教授自编讲义或笔记的占164门。有些系几乎全部采用讲义或笔记讲课，如机械工程系二至四年级开课41门，其中采用讲义或笔记讲授的占32门”[30]。
更主要的是，他们编撰教材的能力，得到了当时国内大学的普遍认可。以金陵大学为例，该校裘家奎编著《定性分析化学》《半微定性分析》，戴安邦、冯国治合编《生命之物料》，戴运轨编著的《大学普通物理学》及许国樑编著的《大学物理实验教程》和周衍柏编译的《电磁学测验法》等，其中《大学普通物理学》和《大学物理实验教程》1943年春即应用于金陵大学各系有关课程教学，而且其他高校亦多所采用，深得专家好评。生物学系的细胞遗传学课本，采用范谦衷（即范德盛）编著的《大学遗传学》，这是“当时比较完善的课本”。不仅金陵大学在使用，河南大学、西北农学院、湖北农学院等校亦均采用此教科书[31]。(www.xing528.com)
上述有关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教学能力的素质，在这个时期都有了较之以前大的发展。这是他们教学能力提高的表现，也是当时大学教学活动顺利开展的条件。不单使培养人才的职能得到实现，而且也很好地促进了学术研究和社会服务活动的开展。
中国近代大学在这一时期的教学活动，能够保证培养人才的职能顺利实现，虽然受到战争的严重破坏，但是中国近代大学教师能够坚守在大学教学活动第一线，为国家培养救亡图存的高级专门人才，满足了国家对人才的大量需求。另外，这一时期的培养人才活动，兼顾了社会需求的要求，把人才培养的方向与社会需求结合了起来，使得培养的人才能够很快适应社会的状况，为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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