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教学态度随近代大学的发展而逐渐形成。清末时期，由于受浓重的封建气息影响，学生不以治学为目的，旧官僚出身的教师态度比较傲慢，而部分地位低下的教师又无权力，对教学活动主导能力欠缺，教师多以在大学中寻求升官机会为目的，对大学教学活动往往敷衍塞责。
北京大学早期的情形，可以代表当时的状况。京师大学堂原定招生500人，到1898年12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1899年也不过200人。大学堂学生以参加科举考试取得举人、进士等头衔为目的。因此，京师大学堂虽设，不过略存体制而已，学生虽稍习科学，但都不以此为目的，每到科举考期，大学堂学生便纷纷请假赴考。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实际仍然是一座封建书院[22]。如后人评论，此时的大学堂，“一切因陋就简，外人往观者，至轻之等于蒙养学堂”[23]。学生们则多是官僚和大地主子弟。有的学生一年要花五千银元；当然，这样的豪富子弟数量不多，大约不过两三人。至于一年花千把银元的人就多了，少说也有好几十。一些有钱的学生，带听差、打麻将、吃花酒、捧名角，对读书毫无兴趣[24]。那时学生们的官阶常比教官高，上体操时的口令都非常有趣，教官得恭恭敬敬地叫：“大人向左转”或“老爷开步走”，让人觉得可笑。因此，“可以想象得出，这座教育‘老爷学生’的学府，是多么老态龙钟的一种状态”[25]。陈腐的大学风气自然会导致师生的治学态度低迷，教师也很难做到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教学。(www.xing528.com)
从清末到民初，北京大学衙门气十足，没有多少学术气氛，大部分教师不学无术，在大学教书只不过为做官做准备；有的教师干脆就是清末旧官僚或北洋政府的官僚，学问不大，派头却不小。当时担任经史课程的教习大多都是翰林院的腐儒，教学水平极低，态度也比较散漫，不以教学为重，也不以知识传授为己任[26]。如沈尹默记述的，他初入北大任教时，有一预科教地理的老先生，每上课时，均有一听差挟一地图、捧一壶茶和一只水烟袋跟随上讲堂，置之于讲台上，然后退出。这位老先生还经常在上课时对学生留一手，教科书、参考书和讲义对学生保密，丝毫不允被借阅[27]。可见此师并不以培养学生为自己的责任。有的教师死守本分，不允许有新思想出现，教学态度僵化保守[28]。此外，有个姓叶的教习给预科学生讲“人伦道德”课，学生对他的空谈不满，但他仍赖着不走，混迹大学以寻求升迁做官的机会[29]。如此之现象，在清末及民初的大学中可谓普遍。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大学教师的教学态度较为散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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