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基础及科学史的重要性

讲义、教科书是课程的一个组成部分，清末中国大学课程设置以及教材的选用几乎直接引入国外模式，尤其在“西学”学科领域，“直接引入或参照了西方和日本的高等学校的课程设置，课程编排、讲授内容、授课进度、教科用书，均与美国东方最著名之哈佛、耶鲁等大学相同”^[8]。京师大学堂重新开办之时，中外教习除西学方面采用编译局教本外，尚须自编讲义，躬自讲述。皆不外以“明体达用，端正趋向”为宗旨。其“伦理学”讲义，是由副总教习张鹤龄所撰述；“经学”讲义由教习王舟瑶负责编讲；“历史科”讲义由教习屠寄撰述；“中国史”讲义，由教习陈撤度负责讲述；“中国通史”讲义，由教习王舟瑶编讲；“万国史”讲义，由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撰述；“中国地理科”讲义，分为中国地理与中国地理志二类，均由教习邹代钧编探；“经济学”讲义，分为经济学通论与经济学各论二类，均由日本教习于荣三郎编述；“掌故学”讲义，由教习杨道霖编撰^[9]。在这样的境域下，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大学开办之时就被推向了不断发展自身教学能力的轨道，因为，不具备编撰讲义的能力，就无法进行教学，也就无法完成大学培养人才的使命。编撰讲义之能力，就理所应当地成为当时大学教师发展的能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高校的教材以教师的讲义为主，政府不编教材。学部成立后才有了审定各专门学堂讲义的意向，开始实施教科书审查制度。但整体上，清末对高等学校的教材无力控制，是放任的^[10]。在没有统一的教科书政策的情况下，正教员负责各学科的教学安排，副教员协助其工作。教员的教学工作包括讲义的编撰，而且，讲义的编撰至为重要。教员每次上课前都要将讲义整理并印发至每个学生手中，作为教学的基本依据^[11]。据此可以认定，中国近代大学教师在专业发展之初，就已经具备了把大学课程内容编写成讲义的素质，并且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这种能力是必须具备的，换言之，中国近代大学教师的教学能力有良好的基础。(www.xing528.com)

还比如，当时的北京大学校方规定，“每门正式课程，都必须为学生提供即便是十分简要的讲义。教员多是一边编写讲义，一边进行教学；讲义修改后正式出版，往往便成了学术史上的重要著作。周氏兄弟的《欧洲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略》，均属于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功不可没”^[12]。丁绪贤是主张在大学将“科学史”列为教学内容的教师之一。他高度评价科学史在教学中的重要性，并在北京大学讲授化学的同时，兼设“化学史”课程。丁绪贤在紧张教学及系务活动后，经常去图书馆查阅文献、收集资料，编写化学史讲义。他还在1919年的《北京大学月刊》创刊号上发表了《有机化学史》译作。首次介绍“有机化学”这门19世纪兴起的新兴学科的发展史，创译许多化学史专有名词。其化学史讲义经七八年的努力，数易其稿，终于在192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部出版。他一生中的这部重要的代表作《化学史通考》是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第11种问世的。此书是我国第一部具有学术价值的化学史专著^[13]。此外，当时北京大学的理科预科两年六十多个物理实验的讲义，都是丁西林用中文编写的，同时对一些物理学名词和术语的译文，进行了整理和订正^[14]。陈汉章教本国历史，自编讲义，从先秦诸子讲起，把外国的声、光、化、电之学，考证为我先秦诸子书中早已有之，而先秦诸子中引用“墨子”较多^[15]。这一时期，中国近代大学教师普遍地具有编写讲义的行为，这是当时教育实践对教师个体讲义编撰能力的要求。因此，在中国近代大学之初的大学教师群体中，就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