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农科职能发展及社会服务活动回顾

（一）公立大学社会服务活动的广泛开展——以国立东南大学为例

在东南大学成立后，“而宗旨则持续进行，且益注重研究，以期收东南数省农业上之最重要问题逐渐解决，一方面根据本国情形及在本国验试所得之方法施诸教育，一方面采取欧美先进良法，以定事业之范围。教授而外兼重研究，至推广事业，则拟视东南各省行政机关之意旨与能否给以经济助力为进退”^[50]。东南大学注重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在其系科办学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实现。教育科在设置之时，即以“培养教育人员，研究教育学术，推广教育事业为目的”^[51]。农科在南高师时期，即以“造就专门人才，发展改良农业为宗旨”。两学科之宗旨，都明确了社会服务之目的。东南大学商科设立在上海，这本身就是结合当时时代之需要、考察社会之现实的举措，更好地使得商科教育，能够结合当时上海的经济发展之情，利用上海全国的经济和金融中心、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心的地位，及时了解各种信息，根据社会需要来培养人才。“现在国内商业专门教育极感缺乏，而商业之发展日新月异，本大学之责任与事业将随之继长增高焉。”^[52]表明举办商科之目的，是与当时社会需求直接相关联的。

各学科不单有了上述社会服务的办学宗旨，而其在具体社会服务活动中，切实执行了这一宗旨。商科在上海举办之后，“为缓和上海金融人才亟缺的矛盾，东大商科的图书馆率先向社会开放。同时，商科坚持办商业夜校、商业补习学校、暑假补习学校等”^[53]，提供银行、会计、商业法律、商业、金融等30多门课程，为上海和全国许多省份和地区培训商业从业人员，为各界有志求学青年提供业余学习提高的机会。

“教育科也尽其所能，为社会服务，如举办义务学校，开展学务调查及指导，培训在职教师及教育行政管理人员，举办教育展览会等。这些也都在社会上获得了极好的反应。”^[54]通过招收特别生办法，对“中等学校毕业及具有同等学力者，对于选习学程表有研究者”提供学习的机会。除此之外，还有将关于地方所需的书籍、图画、统计、报告等尽数搜集，分类汇辑，装在箱子里，在各地教育团体和机构中，依次巡回借阅^[55]，为群众提供获得知识的途径。

教育推广的主要形式是暑期学校，南京高师首先引进和举办暑期学校。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中国，暑期学校作为教育推广的重要方式曾产生过很大的反响。当时全国只有师范讲习所对基础教育教师进行进修培训，但是师范讲习所数量少、水平参差不齐，而且大多数的师范讲习所都要求教师脱产就读进修，但是当时中小学教师由于经济等因素制约，无法弃职就读，所以师范讲习所无法较好地满足当时教师进修的需要。而大学内举办暑期学校，利用暑期办学，既不占用中小学教师工作的时间，又能满足师资进修的需要。暑期学校由南京高师首先引进和举办。很快就受到了中小学教师的支持，取得了很好的成效^[56]。此外，教育科教授的校外演讲，同时也进行函授。他们在后湖设立昆明小学，试行用最少的费用而得最良的结果，为教育部培养心理测验人才，形成了影响广大的教育科学化和教育社会化运动。同一时期，英文系的补习班、函授学校；理化系物理仪器小工场、化验部等，都是当时进行的有声有色的教育推广工作^[57]。

在东南大学暑期学校的影响下，不到一年，全国各地许多地方都群起仿行开办了暑期学校。在1922年，除了南开大学、武汉大学、东南大学、北京高师等高校设立暑期学校外，国内各省的暑期教育事业也非常发达，据统计，各地高等、中等学校利用暑期办学，己成普遍之势，举办暑期学校的扩展到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江苏、安徽、浙江、湖北、广东、吉林等省^[58]。

东南大学直接为社会服务职能的发展，在其农业服务上体现得最为全面。1922年东南大学作为改良农业的总机关，指导了全国许多地方植棉工作，他们在各地组织青年植棉团、展览会、讲演团进行指导推广。1922年农科举办植棉专科，为社会基层培养了一批植棉技术骨干。组织植棉职员研究会，在每年12月农闲时举行，每期4周，轮调各场职员1—2人到会讲习研究，交流经验。在1923年的《东南大学农科民国12年度执行改良苏省农业计划经过情形报告》中，详细记载了当时农科社会服务活动的情况，首先重申农科重视社会服务之宗旨：“本科成立之始，即以研究、教授、推广三者为职志，江苏教育实业联合会通过实行全省农业组织系统案，以本大学农科为改良农业之总机关，农科同人自得此项补助，莫不戮力从事，以冀有裨于江苏农事之发展”。该年农科所作的社会服务事业为：“（一）受江苏省教育实业联合会之委托，由本科各教授草拟全省各农事机关之进行计划。（二）受教、实两厅之委托，由各教授分赴各农事机关视察及指导。（三）受实业厅之委托，由原颂周、叶元鼎两教授指导稻作、棉作试验场之筹备。（四）受教、实两厅之委托，由各教授分赴各县视察县立农事各机关。（五）由各教授分别酌量各县情形，拟就各县农事机关之计划。本省60县，去年由各教授已往视察者有50余县，以口字房之灾，一部分视察记录毁于火，保全者仅27县，今年已重行视察十余县，暑假中可全部告竣。（六）对于江苏棉作研究及推广，研究鸡脚棉、常阴沙棉、小白花棉之改良。研究中棉畸形病之防除，研究播种器及中耕器之应用。推广良种于农民，由本科设立之农事试验分场，在江苏者：江浦、劝业、洪武、杨思四处，将去年育成良种一百余担，大都无价给予江苏之农民，并特别指定江浦场附近一带为试办推广区域，尽力指导。（七）对于江苏稻麦之研究及推广，研究已有成绩者，稻有粤东之东莞白及江宁洋秈二种，收量品质均颇优胜，已由本校大胜关农场育成纯种，在江宁一带设法推广。将稻麦改良栽培之方法，由本校农业调查团柱各县调查时，召集农民表情演讲。小麦锈病之防除，由本科教授戴芳澜先生担任。（八）改良果树之品种，苏省园艺先注意挑种之改良，已划拨太平门外农场五十亩，搜集各地良种栽植推广。”^[59]表明当时农科在社会服务中，涉及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且都具有针对性，为农业生产的需求，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并且取得了重大成果。

东南大学1924年设立推广部专门负责主持推广事业，执行江苏省各项农业计划，东南大学为此“特聘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硕士、前金陵大学农科副主任谢家声为农业推广部主任，另聘威斯康星大学农学士、乔治亚大学农硕士许震宙为棉作育种技师”^[60]。该部将全部工作分为五组：农村借贷组、农村教育组、通俗教育组、编辑组、总务组。“农村借贷组”在调查农民经济状况基础上，与银行界合作，组织信用合作社，解决农民发展农业的经济问题，改良农业。“农村教育组”帮助开办沙洲圩附属小学，通过该校来改造乡村教育，以及其他农村教育问题。“通俗教育组”通过放电影、幻灯片、标本、展览会、农村演讲等通俗的教育方法，来指导农民，改良农业，以达到农业知识普及。此外，该组还举办讲习班开展推广人员培训，并且在全国许多地方设立农事试验基地，通过推广学术研究、派员下乡、编写教材等形式向农民提供技术咨询和指导，帮助解决农业问题，推广和训练农民采用新品种、新技术、新方法等。“编辑组”负责编写农业服务中关于农业研究、农业知识普及、农业培训等书籍、刊物。“总务组”专门负责绘制演讲用的挂图统计表及寄发各种刊物，经售产品等^[61]。

东南大学广泛开展社会服务的行动，迅速在全国公立大学中扩展，并且得到普遍的接受，各大学通过具体的社会服务活动，使得公立大学更加紧密地参与到社会发展的事务中去，为解决近代中国社会亟须之问题收到了卓有成效成果，也为推动社会服务职能在中国近代大学中彰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私立、教会大学社会服务活动的不断丰富——以金陵大学为例

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宗旨在中国近代私立大学尤其是教会大学中有较长的思想渊源。受西方近代文化的直接影响，中国近代私立教会大学普遍地接受社会服务的办学观点，也积极地开展了广泛的社会服务工作。以金陵大学为例，该大学一直都是开展社会服务工作的典范，较早时期，该校鼓楼医院的马林医生就竭尽医道之责——医院兼办社会救济工作，还兼难胞收容所。20世纪20年代初，鼓楼医院继续接纳社会病患，并且开设护士学校。1924年，共计诊断医治50351人次。另外，还开设华言学校，“为西教士学习华语，及培植对于中国文化及国人正当之了解与态度”提供服务，并且开办暑期学校，当时已经“成立已有数年，目的在提高中小学教师之程度，培养教育上兴味”^[62]。

同一时期，金陵大学农林科也跟东南大学农科一样，应社会农业生产之急需，对当时农业生产领域进行研究，并通过研究来帮助改进农业生产，帮助解决农业生产领域中的实际问题。“聘请林科专家叶雅各、罗德美两君及本系助理员研究山西森林之缺乏情形，山东荒地植林办法，以及在黄河流域之种植，安徽森林之改造状况。”^[63]这几项研究都获得了重要的成果，除了对植被森林的研究外，还有“有各种气候之调查。请教授吉普博士对于兽病作深切之研究。由于安徽、河南连年牛瘟颇多。吉君曾亲历其境，研究治疗之法。并且试验出有效的方法。吉博士还在改良本国牛种及治疗蚕病、禽病、羊病等方法上有深入研究，并且获得突破成果。植物病学教授博德博士对于麦病、果木病研究极深，通过研究获得了良好的治疗之法”。通过他们的研究而获得的“改良麦种、棉种、蚕子极有成绩”，并且“广为分发，并于乡镇中之教育机关设有展览会、演讲会以及化装表演，以为宣传。还印制农林新报来传播农林知识”^[64]。此外，农林科从长远计议，与美国康奈尔大学及万国教育会合作，定于5年或10年之内，每年派送专门教授1人到金陵大学教习植物接种法。“以期养成此项专门技能的学生，将来分赴国内各处实地推行。”并且付诸了实施，“罗福教授已于本年4月间到校任事。明年春季，迈尔教授可以继续前来”^[65]。因为植物接种法为中国当时改良农业之急需。此项合作，是解决中国当时农业生产改良的一个积极因素，体现了金陵大学在社会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1923年金陵大学创办乡村师范科，并附设示范小学三所，成立乡村教育系，成立农业推广部^[66]；1923年金陵大学在安徽、河南、南京等地购买土地开展农业改良进行科学研究，选定安徽和县乌江为改良美棉推广实验区。学校设有总场、分场和合作试验场等农场，服务于教学、科研、推广^[67]。1923年8月，受华洋义赈会的委托和资助，由农业经济系、农业推广系协助，于当年11月在南京丰润乡组织了第一个合作社，在和县组织了棉花运销合作社和乌江农产买卖信用合作社，经营的范围扩大到鸡蛋、大米、小麦等农产品。至1930年南京附近的江宁、镇江等地乡村组织信用合作社达到18个^[68]。

金陵大学1924年成立农业推广系、农业推广部及农业专修科。农学院各系科均开设了农业推广课程，为当时国内各大学农学院仅有。金陵大学农学院学生利用各种机会与场所，如庙会、茶馆等举行演讲，在乡村化装表演，宣传改进农业的方法。演讲用各种图表、照片、标本和模型辅助进行，并在有条件的地方使用幻灯、电影、留声机以及无线电收音机等工具，为演讲增添吸引力。推广形式还有实地试验、办短期教育、开展览会等。大集会时，推广系将麦种玉蜀黍种在市场出售。如在集场外行人较多地，常用牛一头，拖带改良犁耕田，以示范新式农具。在安徽乌江乡村小学附近一位于集市口的农场种庄稼，与农民田地相连，种改良种，以让农民比较改良种子与传统种子的优劣。至1930年，在9个省104县开推广会达2000次以上，每次到会人数自四五十人至四五千人不等。农业推广系成立时仅有1人从事乡村推广，1929年已增加到8人，另有绘图及制作型1人。高级农业推广人才的培养必须经过正规的学校教育。金陵大学办过许多训练班，以培训农村农业推广人员。森林学系于1924年开林学函授学校，开我国林业函授教育的先河，课程为造林学^[69]，林学函授学校共举办27班，毕业农业生共552名^[70]。

短期教育也是金陵大学社会服务的一种方式。在农村，学校还为农闲时农民举办讲习会、暑期学校、农民学校、农民周、讨论会等，邀请农民代表参加，予以短期训练，为期数日或一星期。每年各处暑期学校均请本科教员前往，推广员每到一乡村小学，若见教授上有不适当处，即代其授课，藉以示范，如无学校，则动其创办。1924—1926年间特别注重对中学生的宣传，以吸引他们投考农业专修科。农学院推广的重要方面是其改良品种在农村的种植。与学校、教会和社会团体合作，委派有关人员常驻江苏、安徽、山东和河北等省，进行推广工作^[71]。1925年起，在河北通县、保定、昌黎、沧县等处及山东济南、潍县、泰安、德州等处指导用碳酸铜粉拌种子防治小麦、高粱和小米的黑穗病；在江苏武进、无锡、南通和江宁等县推广金大26号小麦及蚕种，在安徽安庆、和县、合肥等处推广金大26号小麦、棉花和玉米良种等。

金陵大学在进行农业推广的同时，有关农业推广的良种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展，有关农业推广的成果丰富。1928年以前农学院科研成就有郭仁风育成的百万中棉，芮思娄培育的小麦26号，（26号小麦历十余年而成，在长江下游一带推广极受农民欢迎）；改良柑橘品种江津甜橙26号等5个品种，改良蔬菜3个品种等。抗战前在南京地区有二百六七十公顷的农林试场，在外地设有4个分场，10多个合作农场，这些农林场多数是10多年的工作积累。华中华北几乎每省都有金陵大学农学院的农事改进工作。14个合作农场，改良作物共有36个新品种，包括8大类主要农作物^[72]。

同一时期，其他私立教会大学也相应地开展了大量的社会服务活动，这里不再赘述，这样一来，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服务活动在公私立大学中都得到了推广。

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以国立东南大学为首的中国近代大学，促使了西方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在中国近代大学的完全实现。中国近代大学对社会服务职能，不仅有了办学理念上的制度体现，而且开展了丰富、全面的社会服务之行动。以大学为主体的直接为社会服务的活动形式，在中国近代社会凸显了出来，表明在这个时期，社会服务已成为中国近代大学的重要职能。并且，这一职能在彰显后的发展中，更加富有生机。

从北洋西学堂建立的1895年，到东南大学《修正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颁布的1926年，短短30年中，中国近代大学跨越式地实现了西方大学近8个世纪才完成的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的演化。

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西方近代大学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的三大职能，在中国近代大学中完整地浮现了出来，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的职能结构的极大完善，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近代化水平不断提升。

【注释】

[1]潘懋元：《新编高等教育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页。

[2]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0—71页。

[3]金以林：《近代中国大学研究：1895—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2页。

[4]编写组：《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6页。

[5]朱有瓛：《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513页。

[6]同上书，第793页。

[7]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44页。

[8]编写组：《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68页。

[9]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72页。

[10]朱国仁：《西学东渐与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厦门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3页。

[11]苗素莲：《中国大学组织特性历史演变研究》，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0—21页。

[12]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44页。

[13]编写组：《中国教育大系·历代教育制度考（下）》，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6页。

[1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545页。

[15]同上书，第572页。

[16]吴芬：《中国早期研究生教育研究（1902—1949）》，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4页。

[17]李盛兵：《研究生教育模式嬗变》，教育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39页。

[18]吴芬：《中国早期研究生教育研究（1902—1949）》，华南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4页。

[19]胡玲琳：《我国高校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从单一走向双元模式》，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21—22页。

[20]上官剑：《大学超越论》，湖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50—51页。

[21]荀渊：《中国高等教育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华东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2年，第66页。

[22]单泠：《感怀浙大》，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2页。

[23]钱理群、严瑞芳：《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页。

[24]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67页。

[25]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版，第664页。

[26]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第374页。(www.xing528.com)

[27]涂又光：《中国高等教育史论》，湖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299页。

[28]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页。

[29]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1页。

[30]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63—564页。

[31]马艳芬：《中国近现代大学理念研究》，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6页。

[32]参见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33]王学珍、郭建荣：《北京大学史料（第二卷中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333—1334页。

[34]潘懋元、刘海峰：《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92—394页。

[35]李华兴：《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597页。

[36]萧超然等：《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43页。

[37]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

[38]上官剑：《大学超越论》，湖南师范大学高等教育学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77—78页。

[39]周川：《简明高等教育学》，河海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71页。

[40]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12页。

[41]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9页。

[42]王玮：《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8页。

[43]同上文，第71页。

[44]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8页。

[45]同上书，第130—131页。

[46]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12页。

[47]黄义详：《中山大学史稿（1924—1949）》，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48]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页。

[49]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4页。

[50]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3页。

[51]同上书，第192页。

[52]同上书，第196页。

[53]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5—197页。

[54]霍益萍：《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55]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5页。

[56]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8页。

[57]同上文，第107页。

[58]同上文，第111页。

[59]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3—204页。

[60]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4页。

[61]张雪蓉：《以美国模式为趋向：中国大学变革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4年，第106页。

[62]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页。

[63]同上。

[64]编辑组：《南京大学百年实录（上）》，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6页。

[65]同上。

[66]《金陵大学农林科组织及事业报告第6号》，1927年7月刊印，第1—5页。

[67]王玮：《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69页。

[68]王玮：《中国教会大学科学教育研究》，上海交通大学物理学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2008年，第84页。

[69]同上文，第82页。

[70]同上文，第83页。

[71]金陵大学校友会：《金陵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7—398页。

[72]编写组：《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85—20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