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大学职能研究：探析教师发展

中国对大学职能的研究，要比国外研究起步晚，主要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

1.大学职能内涵及演化历史的研究

中国对大学职能研究，较早出现的文章是扈高岩在1980年发表的《论高等学校的两个基本职能——教学与科研》，文章要澄清当时在高等学校的教学与科研的地位与关系认识上的混乱；认为“高等学校应当以教学为中心，还是应当成为既是教学中心又是科学研究中心，当前，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影响到工作的顺利开展，这是涉及如何迅速发展和为四个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大问题”^[6]。该文开启了对大学职能研究的新历程。

1995胡建华、陈列、周川、龚放等出版了《高等教育学新论》（2006年再版），其第四章第三节“大学的价值功能——职能”，是国内最早系统地分析大学职能的专著内容，他们研究分析了大学职能的发展过程及影响因素，并认为：“西方近代大学职能演变的过程，大学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三项职能并不是自大学产生之后就同时具有的，它们随着大学中人的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活动性质的逐步改变发生、发展和变化。”他们对各个职能产生的历史过程论述比较具体，依次分析了18世纪以前大学培养人才的职能情况和19世纪初德国大学发展科学职能的产生。指出在创办柏林大学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洪堡以新人文主义思想为指导，强调人的发展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大学实现这一目的的唯一途径是通过研究进行教学、培养学生接受真理的好奇心和方法，使他们在科学探索中完成自我发展。在洪堡、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思想家影响下的柏林大学及其他德国大学的办学，充分体现了“通过研究进行教学”的思想，并指出其三个主要的特征。19世纪末、20世纪大学服务社会职能的发端。论述《莫里尔法案》的实施及“赠地学院”的建立对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影响，并在这影响下促使社会服务职能的出现。并通过分析威斯康星大学的社会服务活动，指出其成为政治、社会和工业立法以及科学与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实验站、全州的实验室，威斯康星大学发挥社会服务职能有力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它的成功使得众多州立大学竞相效法，到1913年已有40所大学组织了推广教学计划。“威斯康星思想”的实质就是州立大学应该广泛地有利于政治改革、人类财富增加和社会经济进步。就大学职能发展的影响因素而言，他们分别详细地分析了社会经济发展、科学发展、大学的内在逻辑对大学职能的影响——社会经济发展不仅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大的前提，而且它对大学提出的要求也是大学职能演变的主要影响因素；科学发展是影响大学职能演变的另一重要因素；大学职能演变的影响因素还来自大学的内在逻辑。最后，论述知识经济时代的大学职能的发展方向。指出大学依然要以培养人才为本，以发展科学为源，以服务社会为重，在这三个职能实现的同时，大学将成为“全民的文化场所与学习场所”；大学将成为知识转化为产品的直接推动力量；大学将成为国家创新体系的中坚力量^[7]。

到了1999年，朱国仁出版了关于大学职能的全面系统的研究专著：《高等学校职能论》。该著作以高等学校职能为研究对象，紧紧围绕高等学校的职能进行论述，是一本系统的专门论述大学职能的研究成果，也可以看成是国内第一本专门研究高等教育职能的著作。作者系统地探讨了高等学校职能的基本内涵、历史演变、运作控制，高等学校职能与高等教育改革，未来高等学校职能的变化等问题，比较系统地揭示了现代高等学校职能的主要问题，并且对一些尚未研究的问题做了尝试性的探究。该著作首先讨论了国内外对高等学校职能研究的现状，并确定了研究的范围、主要问题，接着讨论了高等学校职能的内涵、职能体系、三大职能的意义，以及高校职能之间的关系。随后论述高等学校职能的演变历史，并指出社会发展是高等学校职能演变的根本动因：高等学校的变革是高等学校职能变化实现的前提，高等学校职能的变化是高等学校适应社会需要、适应自身发展所需要的，而且他们的变化是有内在联系的。此后，又分析了高等学校职能运作的过程，分析了高等学校职能的确定、分配、发挥、评价等问题，并对高等学校职能发展的控制做了研究，对职能限制和职能协调的因素及机制做了分析。最后以中国的高等学校的发展作为实例来进行了论述，对知识经济时代下的高等学校职能做了预测性分析^[8]。

杜作润、高烽煜合著的《大学论》专门用一章的内容论述大学职能。首先是辨析了大学职能与大学功能的概念，指出他们的研究虽然主要使用“功能”的概念，但也没有排斥使用“职能”一词，原因在于他们约定，“职能”和“功能”具有相似的意义与内含，而不计较它们在汉语语义学和日常社会生活中的那些微妙的差异。其次对西方大学职能发展的历史做了较为详细的分析，尤其是对科学研究的出现，分析较为透彻。并且对人们把洪堡说成是“教学与科研统一”原则的创造者的观点进行怀疑。指出“迄今我们还没有看到过他明确提出这一原则的文献”。但是作者认为，即使如此，洪堡的思想仍具有伟大的创造意义，“因为他打破了到他那时为止的大学只从事教学和培养人才的传统观念，为近代大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新的可能性”。指出大学的命运最终与它所在的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水平以及进一步发展的需要相关联，然后对纽曼、赫胥黎、吉尔曼等人大学职能思想加以论述，用霍普金斯大学、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等大学的发展来论证社会服务职能的发展。再次对二战之后西方大学职能发展做了论述，指出直接为社会服务的功能已为许多国家和许多大学所接受，包括为那些顶尖的世界一流大学所接受。最后宽泛介绍了中国高等院校的服务现状。人们对我国近些年开始的大学直接服务，却又侧重于为经济服务的解释和引导，并且将其动因只归结为我们国家的工作重点已转向了经济建设，认为这种服务是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需要^[9]。

周川编写的《简明高等教育学》也对高等学校的职能加以论述，分别阐述了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职能、发展科学的职能、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等三大职能的发展历史，较为简明地概述了三大职能的形成过程，最后指出：“三项职能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培养人才是基本职能和中心任务，发展科学是重要职能，社会服务是合理延伸与实际应用”。并强调在实际的应用过程中，要处理好三项职能之间的关系^[10]。

杜作润、廖文武编写的《高等教育学》用第八章专门论述了大学职能相关内容，并指出大学具有教育功能、科学研究功能、对社会和公众直接服务的功能，是我国现时认识较一致的功能体系，并简单指出三项职能发展的历史，而后讨论了大学功能扩展的方向，简述了“民族发展功能说”、“科技开发”功能、“国际交流”功能等观点^[11]。

陈平水的《大学生命论》也是用一章来论述大学的职能。首先辨析了大学职能与高等学校职能，指出“大学职能主要是指大学应具有的能力、职责和作用”。其次仔细地分析了西方大学职能的演变过程，指出今天的大学所具有的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及服务社会的三项职能并不是自大学产生之时起就同时具有的，它们是随着大学中人们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与活动性质的逐步改变而发展起来的。认为大学职能的演变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即随着各种内外部条件和环境的发展变化，大学的职能在不断地发展和变化，内涵也在不断地深化，从一元走向二元，从二元走向三元，从三元走向多元化。分析了最早产生的中世纪大学是意大利的萨莱诺大学、波隆纳大学，法国的巴黎大学，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职能基本上是培养专门人才，而科学研究在大学中并没有找到存在的位置和理由。大学社会职能扬鞭的第二阶段与19世纪德国大学的改革相联系。柏林大学的创立把学术研究引入大学，大学活动的范围扩大了，大学的职能随之发生了变化，大学至此开始具有了第二种职能——发展科学的职能。服务社会是大学演进到现代社会出现的一种新功能。大学在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增强社会服务新职能无论是在观念上还是在实践上，首先是在美国产生的，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康乃尔大学的建立和威斯康星思想的提出。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在20世纪初被明确后，不但得到了广泛的认可，而且也不断地增强。最后，论述了大学多元化的职能走向，提出大学在新的职能中会具有开展国际合作职能、批判功能、引导社会前进的职能等^[12]。

上述大学职能研究专著或专著中关于大学职能的章节，比较系统地分析了西方大学职能发展过程，以及我国大学职能发展的相关问题，比较系统全面地推动了对大学职能研究的步伐，使得中国在对大学职能的认识上有了自己的观点。而且，这些研究成果不断地被大学发展的实践引用，为中国大学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2.大学职能分类的研究

相关研究还对大学职能的分类进行了探讨，有人持三职能说，有人持四职能说，还有人持五职能说、多职能说等，不一而足，各有著述。关于高等学校应当有三种职能的观点，潘懋元1984年在《关于新技术革命与高等教育对策的若干意见》一文指出，“根据科学技术与生产、生活发展的需要，高等学校应当承担培养人才、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技术指导、成果转让、业务咨询、职工培训、社会工作等），把教学、科研与社会服务结合起来”。“在新技术革命进程中、高等学校社会服务职能也显得越来越重要了”^[13]；1986年，潘懋元在《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一文中又指出，关于高等学校的培养人才与发展知识两种职能“发表的议论已经很多，一般说，比较明确了，现在需要好好研究的是第三个社会职能，直接为社会服务的职能，这个职能两年来很热门，但对它的认识是不一致的，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是比较多的，所以有必要从理论上研究清楚这个社会职能的重要性，它的实践方向、方针，使认识一致起来、免走歪路”^[14]。对大学社会服务职能的研究也随之被更深入地关注了起来。有研究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认为“高校的教学和科研这两项功能，已经长期发挥作用。可以说人尽皆知了。然而，高校的第三功能——社会服务，还鲜为人知，尽管已经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人们还没有真正理解它的重要意义，因而也没有放到同教学和科研同等重要的地位”^[15]。此后的研究者也认为社会服务的职能，应该更受关注，指出“现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使得高等学校的职能在时代趋势中得以扩展，原有以教学、科研为主的职能增加了‘社会服务’的内容。社会服务作为高等学校职能的第三个作用已成为人们的共同的认识，并付诸实践探索之中”^[16]。有人认为高等学校只有一种职能，即培养专门人才。还有人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教学与科研两种职能。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即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服务于社会的经济、政治体制，承担着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两大社会职能”^[17]。

在大学是否具有多职能的研究，也早有出现，冯之浚在1982年就认为，现代大学具有：经济功能、建设精神文明的功能、科学功能、培养干部的功能、社会智囊功能等五项社会功能^[18]。徐辉的论点较为引人注意，并且在发表后引起了许多争鸣。他认为：“对高等学校的职能就是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表述，不够科学和全面，认为这种观点混淆了‘活动’与‘职能’之间的界限；把‘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并列为高等学校的三大职能，容易使人把教学、科研排斥在社会服务的范围之外，而这是与历史和现实不符的。”他认为，从高等学校的活动对象去分析其基本职能可能更为合适。从大学活动主要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行为角度来看，认为大学具有六项基本职能，即（1）保存知识，（2）传授知识、培养人才，（3）传播知识，（4）增进知识，（5）应用知识，（6）社会批判与监督^[19]。邓耀彩从教育哲学的角度提出现代大学具有三项社会职能，即（1）培养人才，发展个性，（2）文化创新与文化涵化，（3）社会批判^[20]。并与徐辉上述观点进行了争鸣。有人认为，传统的两大职能说（教学与科研）和三大职能说（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都是基于高校在传统的运作模式条件下提出来的，已经与高校的新的运作环境对高校提出的要求不相适应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中，高等学校除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外，还应当有科技孵化和就业指导的职能。还有学者对“高等教育研究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职能说或功能说，职能与功能相提并论现象感到困惑”^[21]，进而对高等学校的功能与职能进行了区分，并阐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王伟廉认为，高等学校的职能除常说的培养人才、发展科学和社会服务外，至少还具有文化创造与导向、个人的社会升迁等职能^[22]。

邬大光等人提出了研究大学的功能必须注意研究问题的出发点，大学的“培养人才、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三项功能是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出发的，又经过了历史的沉淀和印证后的高等学校最基本、最有生命力的职能，是社会进步与大学“内在逻辑”发展相统一的产物，有其历史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高等学校的职能会不断地增加甚至更新”，“它的预见性和系统性正是蕴育在社会实践自身的逻辑当中”的^[23]。

王冀生提出现代大学具有第四功能，即大学“引导社会前进”，他阐述，大学“应当具有相对独立的品格，不仅应当适应而且可以引导社会前进”。“在未来社会里，现代大学将不仅是培养创造性人才的重要基地、发展科学事业的重要方面军和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服务站，它正在逐步发展成为社会的思想库、知识产业、科技进步的孵化器和社会进步的加速器，正在从工业经济社会的边缘逐步迈向现代社会的中心，正在逐步走向世界。”^[24]

这些研究多集中在对大学职能的分类、大学职能的数量等方面的探讨，基本沿袭国外对大学职能研究的轨迹。

3.大学职能影响因素的研究

张俊宗论述了学术与大学职能的关系，阐述道：一个社会组织能承担怎样的社会职能，取决于三个客观因素——一是组织潜存的能力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社会提供所需要的服务；二是社会在多大程度上需要该组织所可能提供的服务；三是把两者联系起来的客观实在性。大学自身的学术潜能与社会日益丰富的需要处于构成大学社会职能的两极，是对立统一的矛盾体。学术潜能即是大学所具有的功能，围绕满足一定的社会需要而展现出来的大学的功能，即是大学的社会职能。学术潜能是形成大学多种职能的内因，而社会需要则是诱发大学多种职能产生的外因。在大学与社会两极之间，相互间的交换是它们实现互相连接的桥梁。并指出欧洲中世纪大学在17—18世纪的停滞，正是由于其交换能力的萎缩，而德国柏林大学的兴旺，则在于将学术价值由满足少数人的需要提升到满足国家需要上来，由此大大提高了大学的交换能力。同样，美国大学在20世纪由于交换能力的扩大，取代德国大学成为世界大学的中心，由面向社会某一方面的交换扩大到更广泛领域的交换。同时也阐述学术的潜能是多样的，潜能通过社会需要这种“场所”诱发出来。日益丰富的社会需要，不断诱发着大学的新功能，扩大着大学的新职能。从大学的发展历史来看，从单一的人才培养职能，到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相并重，再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三重职能。并指出当今知识经济的出现是导致“现代大学”职能发展的主要因素^[25]。(www.xing528.com)

朱新涛在其著作《大学功能与市场化》中先从中世纪欧洲大学产生的历史着手，分析了该时期大学产生的社会背景、活动特征等，然后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基本社会功能是：“知识传播和文化维护”，并分析了涂尔干关于中世纪大学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接着，论述了近代欧洲大学功能的发展，分析了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形成与大学政治功能的关系，大学自愿或非自愿地担负其政治功能，“大学通过教学活动乃至整个组织活动，要对学生乃至全体成员灌输符合国家意志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作者还分析了文艺复兴与大学育人功能的关系，并认为：“从文艺复兴开始，大学开始把促进受教育者个人和谐发展、自由发展或全面发展作为组织自身目标、任务或职能活动之一”。在教育思想上接受了以“绅士”人格作为大学培养人的目标。接着，作者分析了科学教育、科学研究、科技开发与大学经济功能的关系，他认为大学科学研究行为与大学的经济功能相关，分析了近代科技发展的历史，以及科学研究被引入近代大学的过程，分析了科技发展对大学科学研究的促进，也同样把柏林大学的建立作为大学教学和科研并重的标志。此后，他论述了20世纪60年代以后现代大学功能嬗变和特征，指出知识转型后大学文化功能、育人功能的衰落^[26]。有研究者认为，西方大学经历了世俗化、民族化、精英化、大众化等过程，西方大学功能的发展，也是一个演进的过程。在工业革命前，西方大学只有单一的教学功能，并指出在14世纪开始的文艺复兴运动中，人文主义教育广泛兴起，在产生的新的近代大学中，大多设立了自然科学学科，不再以神学为主要教学内容。工业革命兴起后，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西方大学形成了第二种功能，即科研功能。随着科研功能影响的逐步扩大，19世纪初，德国教育家洪堡首次提出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大学的功能终于真正延伸到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从而引发了大学的一次学术革命。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西方大学又产生第三种功能，即为社会服务的功能。该论者还从大学培养精英人才的视角，阐述了大学社会职能的体现，他认为传播知识、弘扬文化、继承传统、创造文明等所有职能都是围绕精英人才的培养而运作的。因此，为社会提供高素质的精英人才一直是西方大学的宗旨^[27]。

4.大学职能的其他相关研究

此外，还有研究者结合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的史料，论述了蔡元培的大学职能思想，分别从蔡元培对大学培养人才观、发展科学观和服务社会观等三个方面，来阐述蔡元培在中国近代大学发展中的贡献，以及他对中国近代大学在上述三项职能中的推动作用，认为大学职能思想是蔡元培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闪光点^[28]。论者还对大学职能研究的类别和对大学职能的争论做了梳理^[29]。也有人论述了大学的三职能，认为三项职能是目前大学依然具备的基本职能^[30]。

谭志松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历史勾勒性地对中西方大学及其功能形成的基本轨迹和古典大学、近代大学、现代大学三个重要发展阶段的社会根源与大学内部活动因素进行论述，并通过中西方大学发展的历史比较进一步认识大学发展的基本规律和核心要素。然后对大学功能进行了阐述，接着，在认同现代大学的三项社会功能时，研究了发展中民族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发展中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里现代大学的功能。从现实的存在、国家和民族的希望以及大学自身的认同和实践等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考证，得出“民族责任功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大学的一项新功能，而且是第四功能。最后提出构建中国“大学功能评价方案”的原则^[31]。

上官剑的博士学位论文通过大学中的超越的观点，分析大学中超越路径，并认为大学的超越性体现在它最基本的职能之中。大学的基本职能通常被认为有科研、教学和社会服务三项，然后分析了大学在科学研究上的超越。科学研究无论从主体、过程和结果上都体现出其超越性，从历史的维度，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此进行了论证。对诺贝尔奖获奖成果进行了案例分析，证明最具超越性的基础理论研究是科学研究中最为人们所重视的一部分。接着，论述自由教育对大学的重要性、超越性表现及其在西方大学中的历史轨迹等几个方面，并与近期中国的大学人文教育进行了比较。还论述了大学与社会服务。社会服务被认为是近代大学发展的第三项重要职能，但作者认为我们对社会服务的理解存在文化上的隔阂，人们现在所理解的社会服务职能只是一种狭隘的经济学概念，大学对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还是应该从科研和教学职能中体现。在他的论文中，把大学的三项职能作为大学超越的一种工具性的视角，是大学超越的支撑点。并未再深入地讨论大学职能的具体关系^[32]。

上述两篇博士论文，都从不同侧面论及了大学职能的内容或作用，指出了它们在大学发展中的职能地位，是不错的研究视角。

这里强调一点：在研究大学职能相关的文献中，大都赞同大学具有“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直接社会服务”三项基本职能。这也是本书要采用的观点。

5.中国近代大学职能相关研究

针对中国近代大学职能的相关研究较少，现有研究有的从近代大学制度、大学理念与精神等作为切入口，论述近代大学整体发展状况。如夏兰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论述民国时期国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三类大学的内在制度变化及外在表现，较为清晰地呈现了当时大学制度结构形态，并阐述大学存在的合法基础、社会互动等关系，从而揭示“制度涵养精神、精神型塑制度”的交互作用关系，阐述大学自治与学术自由等大学精神流变的轨迹^[33]。

张雁在《西方大学理念在近代中国的传入与影响》中对近代中国大学理念变化进行研究，指出德国、美国两国大学理念传入中国，并与中国大学理想发生关联，近代大学理念的理想与现实产生碰撞与冲突，在追求知识理想与实用主义选择上摆动。指出“中国大学的现代转型是从政治实用主义向经济实用主义的转化。这两种实用主义的转化，只是两条平行线，不存在彼此的张力，缺乏经典大学理念把研究高深学问作为一种基本的生活态度，追求知识变成一种价值本体的实质内容”^[34]。相近研究也阐述了中国近代大学精神的历史及近代化过程。如吴立保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分析了中国近代大学在吸纳与继承中体现德治的精神、自治的精神、自由的精神，阐述中国近代大学制度的本土化是一个不断选择并寻求适应中国社会发展需要的过程^[35]。

另外一些研究试图尝试阐述中国近代大学职能发展情况，有的从宏观上分析大学与国家发展关系，有的从微观层面分析某一职能维度相关状况。

从宏观层面上，万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以四川大学为例，分析中国近代大学由于时代及社会的诉求，在建构民族国家的教育体系和近代大学制度背景下，国家主义取向的历程，分析近代大学为民族国家服务的宗旨及国家主义取向特征^[36]。整体上看，阐述了大学责任，指出大学与国家发展之关系，算是对中国近代大学职能的宏观研究。

从微观层面上，有研究从讲义、教科书等视角，较为间接地分析了中国近代大学人才培养的状况。李金航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通过梳理中国近代大学有代表性的教科书编撰思想、内容体系、编审制度、出版发行、选用情况的历史脉络，呈现教科书与中国近代大学发展及教育和社会效果的关系，探寻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发展历程，分析这些教科书的成败及其原因，揭示影响中国近代大学教科书体系与制度的教育和社会因素，以及近代大学教科书的对教育和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影响^[37]。该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中国近代大学教学生态，反映了人才培养职能活动实现的状况。

对民国时期大学学术评价制度进行分析。徐斯雄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阐述民国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的发展历程、内容、特征以及存在的问题^[38]。这一研究，指向近代学术研究领域，可以看成是对大学发展科学职能比较专门的研究成果。

还有研究分析近代大学学术状况，如陈元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主要以大学研究院所为研究对象，考察了中国近代大学研究院所的创设背景、制度变迁、运行状况、学术研究等，是对中国近代大学发展科学职能相关研究的关联性较大的作品^[39]。

此外，有研究对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也做了相关论述。李瑛在《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研究》中论述了民国时期大学农业推广行为，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当时大学农业推广历史动因、发展进程、类型模式，论述大学校长的农业推广思想与农业推广实践之关系，勾勒出了民国38年间大学开展农业推广的办学与社会实践的历史画卷，从这个视角揭示了民国大学服务社会的办学职能^[40]。许衍琛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从宏观上对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做了详尽的阐述。从大学社会服务职能思想渊源、学术基础出发，分析中国近代大学社会服务职能发展历程、历史分期、阶段特征、社会作用等^[41]，是对近代大学职能研究较为系统、专深的作品，实属难得。

从上述已有研究来看，当前对中国近代大学大学职能研究涵盖宏观制度研究、微观职能研究，已经探及中国近代大学职能发展经络。但是相关研究无一系统梳理培养人才、发展科学、社会服务职能全貌，亦无论述其历史脉络，更无相互关系之论述。而这恰恰是本书的可为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