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身体空间表现：非确定性空间

我们看到，在人类对居住空间的追求上，存在着挥之不去的悲观前景，神灵统治的时代远去，又无法逾越金钱和世俗的权力统治，即使公共空间也无法幸免，诗意就只有依靠想象完成，甚至想象力的地盘也被毫无生机的工业空间塞满。因此，一种非乌托邦的道路是：以一种反叙事的姿态阻止形成权力压制的可能性，以运动的、不确定的、无中心的、碎片化的空间消解确定的、延续的、纯粹的、完整的空间之可能性。

在上述基础上，欲望性、个体性的空间成为后现代建筑追求的目标。文丘里 （Robert Venturi）反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清教主义立场，坚信建筑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此颠覆现代建筑的纯净空间。复杂性和矛盾性摧毁了建筑的中心和边缘，纯净和杂乱的等级区分，从而差异和个性得到了强调。他说：“建筑师再也不能被清教徒式的正统现代主义建筑的说教吓唬住了。我喜欢基本要素混杂而不要 ‘纯粹’，折中而不要 ‘干净’，扭曲而不要 ‘直率’，含糊而不要 ‘分明’，既反常又无个性，既恼人又 ‘有趣’，宁要平凡的也不要 ‘造作的’，宁可迁就也不要排斥，宁可过多也不要简单，既要旧的也要创新，宁可不一致和不肯定也不要直接的和明确的。我主张杂乱而有活力胜过主张明显的统一。我同意不根据前提的推理并赞成二元论。”[22]从逻辑上看，文丘里的话语表述矛盾重重，有些像疯人的呓语，但正是这种呓语才能够揭示了一个最普通却又总是被人遗忘的真理：人及其生存的世界是复杂的、矛盾的。这个真理被历史上的道德学家、神学家、启蒙时期的理性主义者隐藏、纯化为乌托邦的想象，压缩为一个简单的、易于治理有关人和世界的形象和模型。马克思还原过它的真相，尼采也以疯语揭露过它的本质。马克思认为，人不是抽象的固有物，而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反言之，社会关系的复杂性、矛盾性也就构成了人的本质存在状态。尼采认为基督教的道德和现代科学戕害了人的生命活力，因此他崇尚散发着原始生命活力的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影响下的艺术与和谐的理性的艺术不同，它是生命本能力量的发泄，洋溢着矛盾的、激荡的不和谐声音。人文领域里的反专制、反理性的声音并非孤立的绝唱，它得到了自然科学领域的证明。20世纪60年代末，普里高津 （I．Prigogine）建立了耗散结构理论，接着协同学、超循环理论、突变论、混沌学等一系列理论相继建立。传统的系统观将世界当做一种理想化模型看待，它认为，系统、结构是稳定的、确定的。但是，现代系统科学认为，系统是有结构的系统，它是非线性相互作用的，具有随机性，并处于混沌状态之中。很显然，系统科学全新的观念对传统科学的系统观是一个颠覆，以前自信的确定性、稳定性只不过是一种虚幻的理想。从哲学的角度说，确定性原来只不过是制造出来的虚伪的理论，它服务于某种社会理想。毋庸置疑，生活本身是混沌的，人的经验感觉是多元的、复杂的。因而文丘里强调复杂、矛盾的建筑思想和实践具有身体和空间的解放意义，于是人们有权要求建筑空间的多元性、不确定性和非中心性，强调 “空间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对视觉体验多样性的需求”[23]。正是因为文丘里是从社会历史、文化的高度，从建筑空间的哲学内核讨论建筑的矛盾性和复杂性，他也就必然反对一种形式主义的虚假的复杂，而主张从建筑结构本身，从人的感觉经验的内在矛盾性和多元性出发从事建筑设计。在当代涌现出的许多后现代主义建筑作品中，运动的、变化的、感性的空间颇受推崇，它们抛弃了现代时期整齐划一的单纯空间；相反，各种几何结构相互穿插、变形、夸张、空间充溢着炫目的浪漫色彩，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感官，徜徉在这种流动的、运动的空间中，人的感性知觉也相应地解放出来，领会到自由的无拘无束的快乐。其中最著名的作品之一，由弗朗克·盖瑞 （Frank Gehry）设计的古根汉姆博物馆就体现了这种空间的特征，它完全颠覆了现代建筑方盒子式的结构方式，充满着奇异灵动的想象和出人意料的空间效果，平面不单单是不拘一格的，而且是 “混沌的”、复杂的；立面无固定的模式，各种形状的组合、拼接构成了一个富有塑性、动态的整体造型，从不同的角度，观者可以获得完全不同的观感。和现代建筑刻板的、禁欲的空间不同，这种空间形象确实揭櫫并宣泄了人类心灵深处隐秘的原始的狂欢欲和破坏欲；它将感性、感性的丰富复杂性作为表现的重点，长期被忽视的身体和感官，在这样的建筑空间中得到了强调。

盖瑞 古根汉姆博物馆

路易斯·康 印度经济管理学院

另一位后现代建筑大师路易斯·康 （Louis Isadore Kahn）则以另一种构筑方式达到了异曲同工的效果，如其印度经济管理学院、金贝尔美术馆等作品，它们没有盖瑞那样夸张奇特的造型，造型简洁、朴素，但轮廓线异常丰富。整个建筑同外部环境空间形成了一种朴素、简洁的和谐，其内部空间则彰显了建筑师的激情和想象，随着自然光的变化，建筑的轮廓线投下宁静、变幻的光影和明暗色调的变化，简洁、朴素中孕育出变幻多端的空间层次，使空间呈现出幽深、静谧的意境，体现出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魅力。

詹克斯将后现代主义的建筑规定为折中主义、历史主义和装饰主义，也意在反对现代建筑空间的乌托邦理想和纯净之梦。从某种意义上说，詹克斯的思想更激进地表达了后现代的身体—欲望空间对专制性空间的抨击。正像贝斯特 （Steven Best）和科尔纳（Douglas Kellner）所评论的：“许多后现代建筑物里的建筑风格的冲突有利于凸显另一个后现代建筑的主要特征：空间的歧义。后现代建筑典型地模糊空间界限，缺少明确的结尾、开头和高潮，因而它欣赏复杂性和矛盾的原则而非形式的整齐、协调和纯粹。”[24]后现代建筑的歧义性空间解放了感性，歧义是对确定性的解构，它追求非确定性自然也拒绝意义和解释，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在此基础上，后现代建筑的空间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玩弄空间的游戏，各种历史性的、地域性、虚拟的符号都可以被移用于空间的构成，空间演变为没有中心、没有主题的狂欢的空间。

后现代建筑的思想得到了后现代哲学家福柯、德里达、德鲁兹等人的支持，从总体上说，他们和建筑师一样，憧憬一个差异性的、流动性的场所，尊重个体的空间欲求，以及空间中诸物的自主性，从而让压制性的权力无处藏身。在开放性流动性的建筑空间中身体的欲望和个体性也彰显出来，因而象征、拼贴、戏仿、杂耍、扑朔迷离的表演都被运用于欲望和人性的塑造，实体与空间成为难以分割的整体。毫无疑问，空间的反叙事建立了现代空间的新观念，它重新延续了历史、地域和身体之间的关系。这一点和现代建筑抽象的国际风格、对个体的漠视迥然不同，和赖特等人对感性感官 （诸如视觉触觉味觉等）的身体空间相似。但后现代建筑的空间尊重个体感觉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厌恶先验的、压制性的空间。很显然，后现代建筑希望弥合现代建筑的所造成的同历史、身体之间的裂隙，然而，并非如后现代建筑所想象的，它提供的空间想象无比自由，但实现这种想象的空间却无比渺茫。因为后现代建筑的空间以欲望为旨归，而欲望始终是短暂的、变动不居的。因此，尽管这种反叙事的空间颠覆了权力的神话，它自身却建立了身体和差异的神话，因而身体成为权力的中心，身体的空间就沦为短暂的居留地，反而丧失了它的居住本性。就像蓬皮杜文化中心，在它裸露的结构和开放的空间中，行走的总是那些匆匆的看客。这也正验证了德鲁兹对流浪者空间的渴望，流浪者的空间确实打破了空间的恒久性和同质性，但漂泊流浪的身体空间同样也将空间引入歧途——精神分裂的空间，它缺乏个人私密的、亲切性的空间以及身体—心理的归属感。

人的存在确实是一种差异性的存在，它是人性的一种标志。但是人亦是社会历史的存在者，它的居住、它的未来必须能够在她的此在空间中得以解释。后现代的空间鄙弃、抛弃了这些乌托邦的幻想，沉浸于欲望和身体的游戏和表演。这种异质性的空间粉碎了同质性空间对人的控制和压制，迎合了欲望的身体对空间的渴求，但不可否认，游戏的空间、反叙事的空间、透明的空间也否定了身体的乌托邦需求；或者说，后现代空间在解构专制性空间的同时，也消解了现代建筑空间的社会责任感。这使得后现代建筑的空间有可能堕入另一种危险之中：游戏的、感性的设计态度导致了彻底的失败。正如舒尔茨 （Christian Norberg-Schulz）所指出：“多元主义建筑是包容性的，但同时它也面临着一个危险——如果处理得过于表面化，可能会导致整个环境的混乱。”[25]“自由意味着建筑作为内外因素综合的产物，可以自主决定自己的形状。但这不意味着可以胡思乱想，而应是有机生长下有条件的自由。”[26]现代建筑的空间带着理想叙事，它讲述的是精英主义者救世的英勇故事，现代的功能—经济的空间叙事不仅将人们从神圣的空间中解救出来，使身体—诗意的空间成为可能，也使身体—欲望的空间成为可能，更可贵的是，其革命的社会性给予了无产者、流浪者更多的关怀。如果说资产阶级以惬意的自然山水，以充满阳光和泥土芬芳的宁静空间作为诗意的内容的话，社会底层的阶级和阶层的诗意可能就是拥有属于自己的栖身之所。

功能—经济的空间怀着改革社会、创造新人类的宏大理想讲述乌托邦神话，客观上给予了社会边缘者更多的、更直接的生存空间，尽管它最终被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化为赤裸裸的权力炫耀，落入了资产阶级权力的陷阱。后现代建筑虽然在反专制上取得了突破，为更多的差异性人群争取自己的空间作出了贡献，但它严重脱离了社会实践。从表面来看，它体现了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的空间的尊重，实质却是缺乏人文理想和社会理想的犬儒主义生活态度。这样的空间也消解了空间的居住本性，刺激着人们不断追求身体感官的享乐，又适得其反地被消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俘获，因而这种流动的变化无常的空间同样是对人性的扼杀。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后现代的居住空间给人的印象是：它似乎具有更为尖锐的社会批判性，它不断地颠覆、尝试新的居住空间，不断地朝着更为人性化更为自由的空间进发。事实上，正如利奥塔所指出，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延续。后现代的反叙事空间也是现代功能—经济空间的延续，它要实现的也是现代运动初期设置的社会理想，不可能从根本上颠覆后者向往民主、自由的宏大的社会理想。

[1]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338．

[2] ［德］M．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彭富春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译文有所改动。

[3]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150．

[4]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205．

[5]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215．

[6]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220．

[7]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295．

[8]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327．

[9] Edward S． Cassey． The Fate of Plac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8， p．328．(www.xing528.com)

[10] 如果说，这种叙事一定要有一个理想的身体，它需要有和神话空间的最高的理想的话，那就是诗意。当然，由于没有他者的规定，身体和空间的规定性合而为一，空间的沉沦则将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11] Bruno Zevi． Modern Language of Aarchitecture． Th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1，pp．173-174．

[12] 奚传绩：《设计艺术经典论著选读》，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3页。

[13] Bill Risebero． Modern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The Herbert Press，1982， p．130．

[14] ［意］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张似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09页。

[15] Scott Marble，David Smiley，ed．． Architecture and body． Rizzoli International Press，1988．

[16] ［意］布鲁诺赛维：《建筑空间论》，张似赞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页。

[17]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 histoy． Thames and Hundsonp，1985，p．60．

[18] Russell Ellis，Dana Cuff，ed．． Architects's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45．

[19] Russell Ellis，Dana Cuff，ed．． Architects's Peopl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46．

[20]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 histoy． Thames and Hundsonp，1985，pp．201-202．

[21] Kenneth Frampton． Modern architecture：a critic histoy． Thames and Hundsonp，1985，p．191．

[22] ［美］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6页。

[23] ［美］罗伯特·文丘里：《建筑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周卜颐译，北京：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2006年版，第17页。

[24] ［美］斯蒂芬·贝斯特、［美］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97页。

[25]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李璐珂、欧阳恬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

[26] ［挪］克里斯蒂·安诺伯格—舒尔茨：《西方建筑的意义》，李璐珂、欧阳恬之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2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