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功能性到诗意：建筑身体空间展现

正如哲学理论上的身体空间叙事经历了一个漫长艰难的过程，作为空间实践的建筑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蜕变。宇宙—社会空间的叙事在近代遭到科学和哲学的抵抗，上帝的全知全能及其对空间的绝对安排让位于科学的数学计算和理性的设计，让位于资本主义对建筑的功能和经济的需要。或者说，在古典的宇宙社会空间叙事和后现代时期的身体欲望空间叙事之间，存在着现代时期的功能—经济空间的叙事。从建筑上说，功能性空间从节制性的、开放性的几何性空间颠覆由神主宰的封闭、幽暗的空间，这种叙事模式的源头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建筑学家布鲁诺·赛维 （Bruno Zevi）在 《现代建筑语言》中研究了现代建筑的理性主义和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的系谱学关系，它表现于以下三个方面：语言指涉物的显著减少，科学的意识形态和知识控制，以及基本的几何学和立体学[11]。这种渊源并非巧合。现代建筑明显继承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和意识形态倾向，它彻底颠覆了神学的叙事模式。

所以，正如文艺复兴时期以理性替代上帝的位置一样，现代建筑的功能—经济空间以理性空间代替神学空间，将上帝逐出居住的空间。不过，这种空间在挣脱神学空间的同时，又落入了科学、计算的空间之中，因而这个叙事依然是神话学的叙事：它讲述理性的神话。它按照科学理性的原则生产着立体的、几何的空间。同一性的、标准化的空间不断复制，这种空间中的身体是物理的、机械的身体形象 （或者说抽象的身体形象），正如资本主义经济学将人的身体视为 “劳动力的身体”一样 （譬如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男人或女人，健壮或羸弱，老人或小孩，没有多大的差异性，他们都被劳动的、经济的身体抽象化了，同一化了），视人的身体为无差异性的机器的身体、生产的身体，控制着人的身体和活动。同一性的、标准化的空间同样表达了一种权力控制的欲望，其最终的目的是使人的身体适合于经济技术的要求，适用于批量生产和节约成本的需要。

如果说在宇宙—社会的空间叙事中总还有永恒时间的存在，功能空间则完全失去了时间感，它将人封闭在抽象的几何空间之中，使人屈从于理性节制的原则。从某种意义上说，丧失时间感，与失去居住的皈依感是同一个事件。柯布西埃的 “住宅是居住的机器”是现代建筑的功能—经济空间的冰冷面貌的典型写照。他说：“一所住宅：是一个防热防冻防雨、防贼、防冒失鬼的掩蔽体。光线和阳光的接受器。一些房间用来烹饪工作和过私密生活。”“一间卧室：一个可以自由走动的面积，一张可以躺下休息的床，供休息和工作用的扶手椅，工作台，一些带格子的架子以便迅速把各种东西放到它的 ‘正确位置’去。”[12]毫无疑问，这样的空间构成带有强烈的功能主义色彩，也是一种希望控制人的身体和空间的乌托邦思想。为了表达技术理性强大无边的控制力和统治欲望，这样的空间完全漠视人活生生的身体存在，或者说它是对人的身体的理性化和理想化。身体及其存在作为建筑的尺度依然被遗忘。功能—经济空间背离了海德格尔意义上的居住，因此，他呼吁一种基于居住意义上的诗意空间。然而，这究竟是表明了这种空间的自身悖论，还是表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悖论呢？莱斯贝洛 （Bill Risebero）倒是揭示了它的真实意图：“资本主义运行需要城市在物质上能够增长，同时，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学家需要相信一个稳定不变的政治、社会系统，同时法律及秩序的力量需要那种它们能够控制的城市，并且城市的形式要能够彰显国家权力的统治地位，像那个时代所有的社会理论一样，同一化的理论 （concentric theory）支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结构。”[13]

赛维将现代建筑的空间划分为两种类型：功能主义的空间和有机建筑运动空间。他说：“虽然这两种概念在开放性平面这一主题上是共同的，他们的阐述方式则有不同：前者是严格的合理主义，后者则是有机性并且充分强调人性。”[14]其实，从空间风格本身说，二者属于完全不同的叙事模式，前者的自由平面和相互联通的空间，是基于控制和计算的空间，时间虽然在流动，但只是物理的、工于计算的时间。后者则以诗意的叙事表达对自由、时间 （历史）的向往和敬意。前者如柯布西埃的萨伏伊别墅，米斯·凡·德·罗的巴塞罗那纪念馆，就充分地导演了精致的技术和理性操控下的完美空间，它充斥着机器的气息。从艺术上说，柯布西埃等人深受立体主义和风格派的影响，立体主义和风格派都相信立体、几何体现着世界的本质秩序，这种观念刺激着艺术家希望以简洁的图式解释并描绘宇宙、社会及人生奥秘的欲望，立体主义和风格拍的空间简洁而富有力感，开放自由的空间与玄奥的社会人生秩序相照应，这种气质与普遍上升的资本主义精神一脉相承。功能主义空间吸取了立体主义和风格派艺术的空间观念，形成了物理上的开放性和时间性的空间，这给予了功能强大的实用空间，节约了建筑成本，但它无法容纳人的活生生的身体居住其中。更重要的是，其纯净、抽象简洁的空间构成表达了一种统治和控制世界的欲望和巫师情节，一种想要通过数量和质量来规定人的活动空间的野心。“现代主义既是关于功能主义的，也是关于沉睡于 （物质）自然中的创造性的解放，但是大多数的现代主义建筑致力于发展各种象征系统（signifying syetems），以编码、帮助强化新的社会和人们的生活。”[15]从心理学上说，作为人造的环境空间，建筑的空间直接影响到人的心理和行为，它使人产生亲切或疏离，压抑或舒畅，新颖或陈旧、凌乱或纯净的心理感受，从而起到社会心理的聚集、分化等作用。总而言之，空间具有生产性和再生产性。现代主义建筑空间所创造的新的生活，就是现代资产阶级所主张的能够被控制，被主宰的符合资本主义生产的生活方式。因此，功能—经济空间亦未能逃脱沦为工具理性的命运，它成为控制人们感受、观察和理解世界、人生的重要手段之一。赛维在评价有机建筑的空间时说：“它相当于一场伟大的宗教运动，比那促成了过去空间概念出现的宗教运动的力量和启示性毫不逊色……这一运动却超越了创造环境的问题而接触到社会上生死攸关的问题，这个社会中的个人渴求自由，并热烈追求综合的文化。”[16]建筑的空间的革命始终伴随着社会空间观念的革命。我们在第二章讨论的关于现代主义造物艺术对功能和抽象结构的意识形态性，同样适用于现代建筑，即现代主义建筑空间构成也是资本主义经济的需要，它是工业化时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生产在建筑空间中的反映。对于资本家而言，整一的、无差别的空间，是作为无产者的无差别的身体所居住的理性化空间，它塑造民主、平等的空间幻象；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抽象、整一的空间塑造着团结的、集体的身体以及民主的身体，它也需要前所未有的居住和生产空间表明其进步的意识形态立场。所以，20世纪前期的建筑景观是：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和布尔什维克分享着立体主义和风格派等先锋艺术实验的成果。资本主义需要的民主、平等的意识形态幻象和批量化、标准化的廉价生产。对资本主义而言，这种空间具有颠覆封建等级性空间的革命性，对于社会主义者而言，这种无历史记忆的、抽象的纯净空间也表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意象。在苏联政权下，构成主义和至上主义大量地运用现代材料和技术建造符合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和意识形态建设的建筑空间，它一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对廉价实用新颖空间的需求；一方面塑造新型人类形象和居住模式，其显著的意识形态性是不言而喻的。出于意识形态维护的考虑，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终止了先锋艺术的实验。在战后的西欧和美国，功能—经济空间的意识形态幻象也化为乌有。此时的民主概念已超越启蒙运动意义上的 “民主”，民主不仅仅表现于平等，最根本之处，它必须承认并尊重差异的合法性。这是战后资本主义经济文化发展变迁的结局，这既是对政治文化压制的反叛，也是适应消费社会的身体需要，建立差异的身体空间的需要。无论是哪种身体形象和空间形象，晚期资本主义必须消灭它讲述集体的故事，阻止它唤起对集体的记忆。

功能—经济叙事忽略了人感受的自主性和多元性，人没有因其反神学叙事的空间观念而实现真正的居住，相反，人的空间受控于社会政治的需要表现得更彻底，因为人们无权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空间，除了工业化方式生产的标准空间，人们别无选择。在封建时代，人是按照等级被赋予一定的空间。但此时，人被理性预设，人的空间由商人和资本家给予，由资本的代言人——建筑师按照功能—经济原则划定他的身体和空间。赖特的有机建筑空间形成于现代运动时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本质是反科技理性、反现代主义的，它建立于身体感受的基础之上，以感觉的丰富性作为自己的基础和目标。他的草原住宅着意强调自然的安详与踏实宁静的空间意境相结合，希望通过自然性和自由性的塑造抵消机器美学对人的身体和心理的压迫。“开放式底层平面、水平模式的低坡屋顶和地矮的围护墙——这种有意与场地相结合的低轮廓建筑，与垂直的烟囱和内部的一些双层体积形成强烈的对比。”[17]这种空间叙事讲述了自由安静的田园故事，它无疑充盈着诗意的空间。这种诗意的叙事方式既与功能主义叙事不同，也与历史上的宗教神学的空间叙事不同。神学的空间叙事也能创造诗意，在神学的纯净、绝对空间中，精神沉迷于神的境界，于是一种幻想性的、与神统一的诗意便生发出来。但是，由于缺乏人的身体和现实世界的亲切性，缺乏身体自由的真切感受，这种诗意只是建立于精神的想象性基础之上，它类似于柏拉图所称作的神灵附体的 “迷狂”，身体的感受完全被淹没了。我们注意到，以身体作为建筑尺度的历史相当古老，维特鲁维就热衷于以人体的尺度比例作为建筑的比例，这种思想在柯布西埃那里也有所继承，不过，他们所理解的身体是解剖学的身体、数学的身体，是比例优美的身体，其目的是希望假借身体的数学秩序，以建立一种建筑上的形式美感，因而这种身体和建筑的关系只是表象的、形式主义的，它未能虑及身体是物质与精神的统一体、生理与心理的统一体。(www.xing528.com)

无视心理—文化维度的数学上的空间秩序，必然忽略作为文化和自然统一体的身体。有机建筑的空间则将身体作为空间的尺度，身体作为尺度，不仅仅指人机工程学的物理的身体，它还包括心理学的身体、生理学的身体。或者说，它是建立在现象学的身体基础上的有机身体，这种身体强调身体的直觉感受，尊重身体作为天地万物的一元，尊重它的身体性和自然性。但是，身体并不因此获得超越于万物之上的优越性，它和宇宙万物一样，各得其所。身体和天地神人并存，也和历史的时间及事件并存，它始终是一个存在于天地之间、神人之间、自然和社会之间、历史和现实之间的有机整体，只有当这种整体性得到尊重时，身体的空间才能显现出来，诗意才能真正产生。凭借诗意的空间，赖特的思想与海德格尔相遇。他说：“这个新的世界不再是 ‘好像’的世界，而是 ‘存在’的世界。”[18]“我们是大地的居住者，我们知晓如下的真理：居住于大地，是圣灵的物质化，而不是使物质精神化。”[19]很显然，赖特的诗意空间是以人的存在及身体感觉为前提，感受的丰富给予人的身体自由的空间，也给予人诗意般的自由感受。赖特的 “流水别墅”充分体现了他对于建筑的诗意空间的理解，自由灵活开放的平面布局；尊重地形地貌，建筑与地形地貌相互穿插、渗透，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潺潺的流水依山而下，辅以时间季节不同的光照效果，建筑的空间便充满声音与光色的变幻之美。从流水别墅中，我们不难看到赖特对空间本身的强调，既然诗意是空间的主角，实体就应该 “虚无”，实体的退场，给予诗意空间以更多的可能，因为它不需要昂贵的材料、硕大的空间，以及功能齐备的现代物质，它只需要尊重自然，尊重人的自由性和独立性。

赖特的诗意空间在建筑大师阿尔托那里得到了回应，阿尔托所设计的空间力求使功能性空间和诗意空间有机统一。其前提是：大自然的本性和人的自然性必须予以尊重；人是生活于一定历史和地域空间中的个体，而不是单个的机器元件。柯布西埃的建筑并非否定人的身体作为建筑的尺度，问题在于，身体始终是有限的，它总是处于一定的界限和场所之中，无限的身体、抽象的身体是对身体的神化和异化。对于人的身体，他持以理性主义乌托邦的看法，从而身体也就淹没于技术和功能之中，身体对自然、历史的渴望和怀念也被粗暴地剥夺。因此，诗意的空间居住必须强调自然的声光色，尊重触觉、视觉、听觉和味觉带来的空间变化和感受。1955年，阿尔托为柏林汉斯区国际建筑展览会设计的多层住宅中，就反映了他对于建筑空间和人的居住之间的关系：“在它的U形组织中，一个宽敞的中庭平台被起居室和餐室夹住，而该整体又由被两侧的私用空间如卧室和浴室所环绕。大楼里的这些公寓单元的配置都恰到好处。它们簇拥在自然采光的楼梯厅周围，这使阿尔托能够避免让人产生无数 ‘千篇一律’的公寓单元拥塞于一幢高层建筑结构中的感受。”[20]自然材料的合理运用、恰当的封闭空间和自然光线的移动，使天地人共存于一个亲切的场所之中，这个设计和柯布西埃的住宅理想大相径庭，它的空间较为关注人的心理 （包括民族心理）和生理的尺度，尊重人的自然性和历史性、地域性。就像巴西亚所想象的，在空间分析 （Topoanaysis）中，在对地形地貌等自然环境的尊重中，在山水静谧的沉睡中，在花开花落中，空间的诗意油然而生。对空间的诗意追求始终伴随着功能主义的建筑实践，“二战”后，随着人们反对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地域性个性化的居住空间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赖特、阿尔托等人对身体—诗意空间的坚持也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回应，它也从反对现代主义功能化空间的美学风格，成为坚守民族地域文化的重要堡垒。

任何叙事的魔力都是因为它讲述了现实中存在的矛盾和真理，并悬设了一个美好的结局让人去幻想，或者说叙事总是存在于不可能之中。海德格尔对诗意居住的向往，是因为技术统治着人间；福柯对身体欲望的向往，是因为权力压制着欲望。艾瑞格里对两性空间的向往，是因为女性空间的缺失。在现代社会，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无疑表达了一种浪漫主义的田园诗般的空间幻象，这种空间意象采取贵族主义的立场，它缺乏坚实的社会地理学的基础，正如自然地理包含了各种地形地貌，这种地理的差异是自然、历史的产物，社会地理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亦如此。从社会的角度说，普遍性的平等固然是一种理想化的社会模式，但倘若无视自然历史的差异，主观上否定差异性不仅不能带来广泛的平等，恰恰是广泛的专制，最后它平等必然褪变为虚假的意识形态面具。海德格尔的诗意居住、巴西亚的诗意空间就存在着这种危险。因为它们忽略了边缘的生活场景和社会空间的复杂性，贫民的空间永远都无法享受赖特的诗意空间。换言之，以海德格尔存在主义为核心的身体空间无意间忽略了现实生活中身体存在的真实面貌，我们只要看看赖特和阿尔托的委托人身份就不难发现身体—诗意空间的乌托邦性，在现代社会，自然的空间、地理都已经被权力、经济占有和分配。即使诗意空间体现了人居住的本性和迫切性，这种空间的革命依然无法实现。事实上，我们也不难看到，赖特早期的草原风格、中期的尤索尼亚 （Usonia）和广牟思想，以及后期的有机建筑等带有乌托邦想象的建筑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受到社会政治经济实践的挑战，就如近现代所有的乌托邦思想一样，他的田园思想使其有意无意间强化了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资产阶级生活，从而与其最初的社会理想相脱节。对于这一点，夏皮罗有很尖锐的但切中肯綮的评价：“经济条件决定了自由和一种体面的生活，这一点基本上被赖特忽视了。……他对财产关系和国家漠不关心，对这个双膝劳动的田园式世界中的私有工业和旧福特牌汽车的承认，都暴露了他的复古特征。……民主的赖特可以攻击地租及利息，但除了偶尔关注单一税之外，他回避阶级和权力的问题。”[21]赖特的乌托邦思想，必须依赖权力和财产关系才能实现，因此，这种悖论正反映了现代时期对身体的诗意空间的求索是乌托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