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艺术与意识形态:从宇宙到建筑身体

宇宙—社会空间的叙事是神话的叙事，它以神学本体论—目的论的宇宙空间 （天人合一的空间）规定社会空间，以神 （天）的空间规定人的身体空间，以神 （天）的永恒时间规定人的短暂时间。神和 “天”无所不在，它的空间是圆满无限的、永恒的。它按照神的尺度，而不是按照人的身体的尺度创造出来，宇宙—社会空间的叙事制造不朽的、殉道的身体和空间的神话，该神话中的人及其身体，只是作为朝拜者匍匐于神的空间中，自觉放弃对自身空间的欲求。因此，从意识形态上讲，宇宙社会的叙事创造的空间（存在的非物质性和数学上的神秘性），目的就是通过无限的身体和空间达到对人无限的、绝对的控制。“无限的空间意味着无限控制的可能性：此空间不仅是可度量和可预测的 （因此是可数学化的），而且是 ‘通达的’。”[1]在中西方古典建筑中，空间的抽象化、神秘化、数学化，都有所表现。这种叙事驱逐了身体的空间和空间的身体。身体的空间，意味着身体是空间的尺度，空间是身体的空间，它应该用身体的尺度来度量；空间的身体意味着身体本身就在空间中，它拥有自己独立自主的空间，它不仅是被空间容纳，它本身也是容纳他物的空间。身体的空间和空间的身体表达了空间和身体的同在性和亲密性。

宇宙空间的叙事将空间神化、抽象化的过程，也是将人及其身体神化、抽象化的过程。然而，人毕竟不是抽象物、无限物，因而它的空间也不是永恒的、抽象的空间。人始终处于一定历史现实的空间及各种空间关系之中，其存在是物质性和短暂性的，宇宙叙事对空间和人的神化 （理想化）既歪曲了空间的本性，也歪曲了人的本性。就如海德格尔所言，人是作为短暂者、要死者而居住于大地，空间与存在相互规定，只有其空间存在的时候他才能居住，反之亦然。因为只有当人作为此在而存在的时候，他的空间才可能存在。空间始终是存在的空间，此在的人的空间。海德格尔说：“RAUM意味着一个为定居和居住而使其洁净、自由的场所，空间是已被给予空处 （room）的某物，是纯净和自由的某物，即在边界之内 （古希腊的peras）。边界不是某物终止之地，而是像希腊人所理解的，边界是某物开始现身之处……空间是从其位置 （location），而不是从‘空间’中获得存在。”[2]人的空间在人之所在中产生，它不是像一个静止的容器一样，在这里或那里静静地等待，接纳人的到来而让人居住，而是当人的存在确立，空间便随之而生。

若要将人及其空间从遮蔽中解救出来，必须颠覆神话学的空间叙事模式。根据神化的空间叙事策略——宇宙学和形而上学的联姻，现代宇宙学对它的颠覆亦从这两个维度展开：推翻空间的宇宙起源的神学化叙事。这个过程也是直接地与宗教斗争的过程，西方的中世纪认为上帝和空间是相似的存在物，“上帝在空间中无限延伸，相似于空间在上帝的名下无止境地延伸。这是一个超越14世纪神学的大胆步骤：不仅空间神圣化，而且上帝也空间化”[3]。全知全能的上帝让混沌的宇宙获得了秩序，它是空间的缔造者、空间的中心和主宰。上帝无所不在，它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它也是永恒的、绝对的。上帝的特征即是空间的特征，或者说上帝就是空间，因此反对空间的斗争就是反对上帝的斗争、反对上帝空间化的斗争。从哥白尼时代开始，神学的宇宙观受到近代天体物理学的质疑，神学影响下的宇宙起源学说逐渐被抛弃，科学战胜了迷信，人道主义的观念战胜了神学的观念。在现代宇宙学看来，宇宙虽起源于混沌，但它的秩序和动力不是因为上帝的创造和推动，而是依靠相互间的作用力获得平衡，依靠自身的质量和能量运动。而且空间也不是绝对的、静止的，它是相对的，运动的。因此，宇宙起源的神学就被彻底颠覆。与此同时，在哲学上，绝对无限的空间观念也日益遭到抵制，作为空间规定者的上帝逐渐走下圣坛，人们认识到身体以及身体的运动决定着空间之形成。因此，关于空间特征的结论是：空间是短暂的、流动的、有限的。空间有自己的边界，并由边界构成。于是，空间实质上是场所 （place），是由各种具体的边界构成的有限空间。根据卡西 （Edward． S． Cassey）的研究，场所的观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朴素的强调，但是随之被无限的绝对空间观念淹没；笛卡儿、莱布尼茨都对上帝的空间观念进行过质疑；康德则实现了空间观念的哥白尼式革命。虽然康德坚持空间的绝对性、无限性，但他提出了身体对空间的方位、位置判断的指示性作用。他认为：“仅仅因为我们的身体体验有相对应的两边和两部分的差别 （如左右手，胸和背，头和脚），我们因此才能够知觉到感性客体在一定区域中的场所和方位，才能够解答和思考我们自己的身体差异。”[4]在康德那里，人的主体性和人的身体在空间中的作用第一次得到强调，空间不是上帝给予的空间，而是通过身体的，凭借身体的尺度才使空间的度量成为可能。康德之后，怀特海、胡塞尔、梅洛-庞蒂都将身体及身体的运动视为空间的起源和中心，他们认为，身体自身的差异性构成了空间的差异性和辨识性。怀特海和康德相似，他认为，“人类身体建构了存在于空间中的区域之差异性的终极基础”[5]，身体让我们进入到场所之中。胡塞尔和梅洛-庞蒂从现象学出发，认为身体的感受、身体的运动是建构和理解空间的前提。与抽象的数学理性化的身体相反，现象学的身体是感觉的、物理的活生生的身体，活生生的身体给予并激活了活生生的空间。胡塞尔说：“外部空间是同质的，即使它以不同的方式给自己定位……但是活生生的身体及其身体空间将此同质性撕为碎片。”[6]活生生的身体居住于空间，给予空间活生生的多样性、差异性以及开放性。同样，空间亦给予身体活生生的空间，为其提供亲密无间的居住的场所。因此，现象学最终建立了身体和空间的本真关系。(www.xing528.com)

身体与空间的依存关系在海德格尔那里是存在与空间的亲密性，在巴希亚那里，是 “空间的诗学”，是居住的诗意与大地之安详的融合。“居住决不局限于房子或家中，居住呈现于大地的沉静中，呈现于水域的安详之中，在任何地方——如果不是依靠身体的居住，而是依靠想象性的浇灌——居住都可能生长出来”，“在平静的水域中，世界得以安息。面对着静静的水面，梦想者同世界之安详合而为一；在一个沉睡于池塘的宇宙中，灵魂随时随地都居住在家中”[7]。如果说海德格尔和巴希亚追求身体的存在和空间之间的诗意关系的话，那么，福柯、德鲁兹以及艾瑞格里则进一步将身体还原为自然性的欲望，从而使空间的欲望性、自由性和差异性呈现出来。福柯反对空间的制度化和权力在空间中的运用；德鲁兹反对条纹空间，主张平滑空间，因为前者是基于计算和控制的空间，是压迫的空间；平滑空间是非确定性的、反普遍化的空间，它与几何性的空间相反，是声音、色彩和触觉的空间。艾瑞格里则思考空间与性别的关系，他认为传统的空间观将女性的身体作为空间，它既是母亲的空间，为男人提供家的庇护；它也是情人的空间、色情的空间，她的服饰、她的皮肤，她的身体都为男人提供色情的场所。“男性气质被作为场所的母性—女性所吸引。为什么？因为，女性的身体仿佛提供了庇护，它能够满足男人对固体的需要，对坚如磐石的家的需要。”[8]女性为男性提供空间，然而却没有自己的空间。作为空间，女性牺牲了对空间的欲求，牺牲了自身对快感和安宁的需要。因此，“男人和女人应该建立和培育反映其差异性身份的空间”[9]。空间离不开身体，身体也离不开空间，二者相互规定，相互给予，因此，后现代哲学家对身体及其欲望的专注必然导致对空间——差异性空间、开放性空间、欲望性空间的欲求。

身体的历史就是空间的历史、存在的历史，因为身体总是存在于一定的空间之中，反之亦然。身体的空间性与空间的身体性解构了空间的无限性、超越性，空间被此在环绕，被活生生的身体萦绕，因而空间回归于场所 （place），场所与身体同在，与实体同在，与形形色色的边界和各种声色味等视觉和触觉的感受同在。或者说，场所是自由、快感的身体空间。因此，身体与场所相互给予和回报，我们称为身体—欲望空间的叙事[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