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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造物艺术:意识形态之镜

时间:2023-09-21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所以,符号的世界纯粹是一个虚拟的、虚幻的、概念的世界,借用拉康的术语,符号及符号体系是一面镜子,是制造幻觉的最美丽的魔镜。消费领域对于造物艺术而言,它包括实用功能的消费和符号的消费,关于前者,我们在前一章中有所论述。因此,个体似乎是自由的、欲望的,它可以消解掉生产和交换领域中压抑,也可以消解掉造物艺术符号自身的标准化、单一化所导致的压抑。

后现代造物艺术:意识形态之镜

造物艺术的符号世界也是一个充满悖论的世界:它建构、确证了物体及主体在形式上的差异性,但这种差异性又自我掩盖,即以形式性的、象征性的差异掩盖了实质上的差异性。因劳作变形的身体可以通过流行的、昂贵的服装符号掩饰,因而本来是作为区分的符号却完全失效。因此,在这个生产差异的世界里,我们最终看不到真正的差异。相对于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性文化而言,符号的世界无疑是一个欲望的、梦幻般的天堂:所有自由的、快乐的、压抑的社会欲望和理想都可以在此尽情释放,都可以被符号魔幻般的掩饰功能容纳、确证;真实的身份可以被掩盖,虚假的身份可以被隐藏。所以,符号的世界纯粹是一个虚拟的、虚幻的、概念的世界,借用拉康的术语,符号及符号体系是一面镜子,是制造幻觉的最美丽的魔镜。从认识论的角度,马克思曾经将唯心主义认识论称为“暗箱效应”,从那里看到的都是颠倒的形象,在马克思看来,这种颠倒的形象尚可通过唯物主义辩证法的认识论重新颠倒过来,得到关于现实的正确的投影,也可以通过物质的实践,通过人的对象化劳动确证人真实的存在。在弗洛伊德那里,真实的只有本我,即真实的欲望和本能。然而,拉康却颠覆了这唯一的真实性,他认为,自我的形象、世界的形象都不过是 “镜中之像”,早在婴儿时期,人就根据想象和幻觉建构了关于自我的意象,如果人本身就是幻象,是镜中之像,那么还有什么不是镜像呢?只不过是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就是镜像,这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们都在创造历史,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创造历史。我们知道我们在实践,但我们不知道我们并未实现真正的自我。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真实的话,那么,就只有这种镜像、匮乏和压抑的事实是真实的。

资本主义社会到处都是制造假象的镜子。马克思揭示了生产的镜子、商品的镜子:资本主义生产和商品以平等、增长和积累掩盖了剩余价值的来源,掩盖了剥削和不平等,因而人的异化本质在商品的平等交换的幌子下被遮掩了。马尔库塞则揭示了理性的镜子、技术的镜子,他看到了发达工业社会的政治经济、技术对人的压迫:人和社会被强大的生产机器和管理机器奴役,被技术和理性客体化、制度化。从表面上看,技术、理性的进步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这在一定程度使人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客观上也缓解了脑力劳动的负荷,或者说,技术理性的进步给人提供了更多闲暇和自由。马克思批判了商品交换领域里的异化,马尔库塞则认为,人在生产的过程中便被技术异化,在日常的生活实践和话语实践中,人同样被制度化的技术理性压制为单向度的人:个体身体的差异,个体需求的差异,个体语言的差异等皆无立足之地,它们完全被统一、被操纵、整合于工业社会的经济文化一体化的进程之中。所以,技术理性所给予的自由恰恰是它的反面,集权主义的操控和欺骗。《在单向度的人》的第一章中,他开门见山地说:“一种舒舒服服、平平稳稳、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发达的工业文明中流行,这是技术进步的标志。说实在的,下述情况是在合理不过的了:个性在社会必需的但却令人厌烦的机械化劳动过程中受到压制;个体企业集中为更有效、生产效率更大的大公司;对设备不平衡的经济单位间的自由竞争加以调节;削减对组织国际资源起阻碍作用的各种特权和国家主权。这种技术秩序还包含着政治上和知识上的协调,这是一种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7]所以,从根本上说,技术的标准化、制度化制造了个性、自由和民主的假象,它是发达工业社会的意识形态控制的一种有效形式、一种新的极权主义专制。这种新的极权主义不是通过暴力实现专制的统治,而是通过科学、技术的整合作用迫使个体屈服,在自由和不自由的悖论性假象中,一切个体的不自由都被模糊了。

马尔库塞的分析笼罩着悲观的气氛,因为在意识形态的科学化、技术化面前,个体毫无反思和批判的机会和能力。从资本主义生产角度说,除非回到 “浪漫主义”的手工业时代;否则,马尔库塞的忧虑便不可能得以彻底缓解。譬如,他憧憬工作中的性欲冲动,对于文明社会而言,这种爱欲的自由和浪漫主义情调,可能是永远的幻想。弗洛伊德已经指出,爱欲无法凌驾于生产之上,它要么被压抑,要么被升华,或者通过精神分裂的方式予以补偿。从造物艺术的角度说,马尔库塞所忧虑的标准化、技术化、普遍化现象都可以在从社会中得到补偿,这种补偿在两个层面进行:产品消费的层面和产品符号的层面;或者说,补偿不是在物质生产中进行,而是在象征性的浪费中进行。下文对此略有阐述。

虽然哲学家们对生产领域的 “物化”现象作出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是,如果生产的产品始终与生产者相分离的话,这个领域里就不可能有自由存在,性欲的冲动只能在生产领域之外发生。也就是说,物质生产领域的压抑是必需的、必然的,个体的自由和主体性不可能在此实现 (马克思所憧憬的自由的劳动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实现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事情)。那么,在交换的领域呢?在商品交换的领域,个体也没有自由和平等,人被商品的拜物教、金钱的拜物教统治。对此,马克思已进行深刻的批判。无论在生产领域,还是在交换领域,人都不可能确证其个体性和自由,也不可能实践自身的欲望,那么,它在何处可以实现呢?消费领域对于造物艺术而言,它包括实用功能的消费和符号的消费,关于前者,我们在前一章中有所论述。人不是通过生产劳动,也不是通过商品的交换确证自身,而是通过耗费、浪费得以实现,这一点巴塔耶已有所阐释。在 《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中,鲍德里亚吸收巴塔耶的思想,论述了符号系统和个体欲望 (需要)的关系。他说:“一个人可以想象,个体被交换价值系统异化的时候,至少他能够在其需要之中,在使用价值的时刻 (the moment of use value)返回自身,重新成为他自己。”[8]符号系统的消费满足了弗洛伊德所谓的性本能、死本能和破坏本能。上文说过,造物艺术的符号系统是欲望的满足和升华,在丰盈、爆炸性的符号世界中,在狂欢性的符号消费过程中,它满足了性炫耀的本能需求,那种权欲、破坏欲得到假象的满足。因此,个体似乎是自由的、欲望的,它可以消解掉生产和交换领域中压抑,也可以消解掉造物艺术符号自身的标准化、单一化所导致的压抑。鲍德里亚之所以使用 “至少”,是因为人的需要系统和欲望的自然性也是假想的,实质上,它是被社会生产、建构起来的,它体现了意识形态的狡诈,即以自然性欲望的满足掩盖政治经济学对它的操控。这正是欲望、需要的 “非理性的理性化”以及意识形态操控的 “理性的非理性化”过程。因此,从现象上观察,消费中的个体,尤其是非理性的消费的个体确实实现了它的欲望,但从本质上说,由于它的欲望,包括耗费、浪费的欲望和表达都是被制造、被操控的,它也不能真正地实现欲望和自由,它永远是一个镜像。“个体是一个意识形态的结构,是联结于商品形式 (交换价值)和物体形式 (使用价值)的历史形式。个体什么也不是,它无非是经济学术语中被思考的主体,被经济再思考,简化、抽象化的主体。意识和道德的整个历史就是主体的政治经济学的历史。”[9]

符号拜物教是当代社会最大的意识形态:它创造了身体和身份差异,又掩盖了它们的真实差异;它实现了欲望,但实现的却是虚幻的、被生产出来的欲望;它制造了快乐,但此快乐却是 “在臆想中创造或享受的快乐”[10]。在享乐主义自由主义的虚幻性的遮掩下,压抑消失了,痛感也消失了,到处都是狂欢、自由和美丽的符号,到处都是欲望的生产和消费。政治经济学不断地利用制造幻觉,个体也疯狂地迷恋于这种幻觉。德鲁兹和瓜塔里批评资本主义生产呈现出精神分裂的症状。在造物艺术中,符号的拜物教也呈现出自恋倾向,就像古希腊神话中的美男子那西斯 (Narcissi),看着水中虚幻的形象,自我迷恋,又自我压抑。整个社会是一台生产符号、欲望的机器,个体则是盛载符号、欲望的机器。马尔库塞声称,在标准化、技术化、制度化的生产体制中,个体失去反思的能力,在自恋式的符号拜物教中,在虚幻的满足中,个体同样失去反思的能力,它感觉到了它的差异,感觉到了它的欲望,它唯一难以感觉的,它的感觉都是被制造、被生产出来的。

[1] [法]罗兰·巴特: 《流行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敖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页。

[2] Jean Baudrillaed. A crictique of the economics of politics of the sign. Telospress,1981,p.92.

[3]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www.xing528.com)

[4] [英]乔安妮·恩特维斯特尔:《时髦的身体》,郜元宝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6页。

[5]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页。

[6] [英]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7]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刘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8] Jean Baudrillaed. A cric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elos Press, 1981,p.135.

[9] Jean Baudrillaed. A cric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ign. Telos press, 1981,p.133.

[10] [英]西莉亚·卢瑞:《消费文化》,张萍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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