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艺术与身体、身份差异的生产

在经济学上，没有差异性的、抽象化的身体和思想却导致了悖论：它既是造物艺术生产 （工业产品）的基础，又是造物艺术再生产 （工业产品的扩大再生产）的障碍。在以标准化、抽象化为的主导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下，多元化的、差异性的市场和消费者难以形成。从文化的角度说，现代造物艺术对封建专制文化等级性、制度化符号的敌意导致了它对符号的漠视，历史性的、传统的文化符号被其抛弃，从而人自身的自然性、历史性和文化性，都被造物的抽象形式排斥在外。因此，“二战”以后，曾经具有革命性的现代造物艺术四面楚歌，它既遭受政治经济学的质疑，也遭受来自文化学领域，以及自然资源、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多重压力。于是，现代造物艺术需要寻求一种经济和文化、社会和自然、历史与现实之间的辩证法。简言之，现代造物艺术本身必须有所改变，要不露痕迹地弥合它留下的伤口，以符合上述经济、文化等对它的要求。这种改变就是：传统的图像神话转化为与物的功能、形式三位一体的符号，现代时期的标准化、抽象化符号衍化为功能性的符号，它不仅承担审美的功能，而且承担实用性功能，而且将这两者整合为符号区分的功能，以建构差异性的社会身份、社会角色、社会生产和消费。造物的生产和消费不仅仅是商品的生产，还是符号、文化的、意义的生产和消费。造物的符号 （符号系统）代替了神话和理性，超越财富占有的范畴而成为拜物教，它是纯粹形式的、虚拟的、意义的拜物教。譬如现代服装，它已经超出了实用的范畴，超出了蔽体御寒的功能要求。最重要的是，它要达到区分、标识不同社会群体、社会身份和地位，即必须突出它的符号功能，其材料的质地、色彩的配置、具有显著的与众不同的细节装饰或搭配必须得以强调，至于其在整体上的舒适度、实用价值并不是关注的重点。所以，对于服装的占有，既不在乎它的交换价值，也不在乎其实用价值，只在乎它的象征价值 （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等），不在乎它的物性，只在乎它的某个细节或标识性符号 （如商标）。罗兰·巴特在分析流行服装时说：“意象体系把欲望当做自己的目标，其构成的超绝之处在于，它的实体基本上都是概念性的：激起欲望的名而不是物，买的不是梦想而是意义。”[1]鲍德里亚也说：“拜物教不再是对某一物品或价值 （在这一点上，当价值的自由化以及物品的丰富很 ‘正常’地袪除他们的神圣性时，人们可望看到它消失于我们的时代）的崇拜。它是系统的拜物教，是对作为系统的商品的拜物教。”[2]

拜物教之形成必须具备以下条件：（1）创造、给予的权力；（2）创造、给予被崇拜者欲望需要的能力；（3）神秘性。古典图像是所指的拜物教，是指以其神性般的魔力 （神秘化的权力）许诺人们美好的愿望 （欲望），因而它能够导致崇拜。那么，造物艺术的符号为何能够成为拜物教？为何能指能够成为拜物教？这也主要在于：符号是权力、欲望和神秘性的统一体。符号拥有区分差异、等级的权力。传统的符号区分功能属于政治权力的、强制性的，后工业社会的符号是 “自主的”，它产生于自我调节的物质生产和消费领域，而且符号 “创世”（建构差异、等级）的权力是凭借造物符号系统中能指间的差异建立起来，它和现实中强制性的政治权力基本没有关联，因为它只是符号性的、象征性的。此外，后现代的造物艺术符号是愉悦的符号，它不是对欲望的否定和压制，而是对欲望 （感官的欲望和社会地位的欲望）的颂扬。首先，符号表达并确证了欲望的自由，尽管它只是象征性地、虚拟地实现，但至少是一种不易被识破的虚幻的满足；其次，符号显现了个体控制欲望自由的权力，就像神物显现了控制人间幸福的权力一样。换言之，被崇拜的能指符号，因其鲜明的区分特征和象征功能，它表达了个体的欲望，直观地铭刻着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差异性——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文化政治身份的差异等 （在前资本主义社会，这些差异曾经被认为是上帝或神给予和安排的）。于是，符号似乎获得了创世的魔力。尤其重要的是，它通过建构、生产和再生产隐含于符号中的想象和梦幻 （镜像），实现当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循环，弥合人与物，人与历史、人与文化的断裂。总之，符号是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巫术，它是身体欲望 （需要）的系统与社会文化系统的统一体，是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统一体，这些特征使其具备完美的文化整合功能和政治经济学功能。

关于符号和身体的一般性关系，我们在前文已有阐述，在此，我们将探讨后现代社会的造物艺术的符号系统如何施展它的魔力，如何连接社会文化的系统和身体欲望的系统。一方面，符号表达了身体欲望 （个体存在的自然性，即自然快感欲求之满足）；另一方面，符号又是文化的隐喻和象征 （个体存在的社会性，即社会身份期待之满足）。欲望是文化的征候和隐喻，文化也是欲望的文化。这两个问题可以表述为身体、身份和符号的拜物教关系，符号的魔力将身体和身份统一起来，使身体和身份相互建构和表达。当然，身体的划分是多层次的，有作为男人／女人的性别身体，作为老人／小孩的年龄身体，作为正常人／非正常的医学的身体等，另外，不同阶级、阶层的身体，不同民族、种族的身体等，身份始终参与了身体的建构，反之亦然。而符号就是二者的溶合剂。在当代的消费社会中，这些身体形象都无一例外地受到了商品生产的利用和操控。在造物艺术符号中，身体的差异和社会身份的差异也经常表现出来，我们将只从总体上考虑作为自然欲望的身体和身份同符号拜物教的关系。

弗洛伊德将性欲作为人的欲望的力比多，人的社会生活等活动都是性欲的升华、转化或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身份是欲望的表达，是身体的社会化，欲望也蕴涵着身份表达的欲望。或者我们可以说，作为身体、身份表现的符号是性欲的升华或补偿。关于这一点，人类学上不乏证据。原始社会的装饰，包括身体装饰、器物上的装饰以及身体部位的一些装饰品如首饰等都起着性炫耀、性吸引的作用。在当代社会，这一点并没有消失，服装尤其是女性服装对于性感的追求，服装的符号如线条、色彩、花边，以及起着裸露与遮掩作用的符号形式，其目的都是既要突出女性身体的吸引力，又要彰显女性个体在吸引力上的差异性。“正如斯蒂尔所说，所有的服装，因为与身体的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都与色彩有关，或至少有色情化的潜因。……针对特定的情景和个体，衣着和装饰品在表达一个人的性感和性欲望方面起着重大作用，他们构成了复杂的性诱惑仪式的一部分。”[3]在服装中，女性的身体是色情的身体，或者说它是男人欲望的身体，艳丽的色彩、优美的曲线和漂亮的花边等构成其符号特征，从总体上体现出柔弱、纤小的风格。而男性服装符号的特征，挺直的线条，颜色深暗简洁，没有多余的装饰，风格干练利落、简约有力。女性的服饰符号主要表现为性 （欲望）炫耀，表现为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它渴望被观看、被欣赏的话。男性的服饰符号则表现为权力的炫耀。它包含两个层面的含义：首先，这是一种力量、侵略、统治的意象。它是以性欲作为他的支撑，或者说它也是性欲的补偿和升华，是吸引、控制女性的权力意象。其次，它是对女性占有的隐喻，或者说这种符号是男性性魅力、性占有的替代品。如果说前一种是男性社会身份的表达，后者则是个体魅力的表达。身体是性欲，身份则是一种权欲。女性的身体虽有所升华，但受控于男性欲望的目光之下，从而最终落入男性权力的陷阱。所以，在服饰符号的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差异之间，横亘着男性和女性形象的差异和等级，隐藏着性别的政治学和性别符号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在按照这种差异自觉地崇拜不同的符号体系，这种体系满足了身份差异的欲求，满足了男女对性感、权欲的不同需要，殊不知这已经落入消费社会的政治经济学的圈套，关于这一点，我们不再赘述。(www.xing528.com)

造物艺术符号不仅需要在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之间建立和培育身体和身份的差异，在男性、女性身体的内部系统中，也需要建立这种差异，以标明系统内部的身体差异。身体的身体性是否实现，实现的程度如何，无法通过直接的性欲显现出来，而是通过它的转化、补偿形式——社会身份显现出来，更确切地说，是通过符号的形式显现出来。从这个角度说，造物艺术的符号同样是身体的延伸，是身体的门面，是身体的社会形象之表达。在封建社会，身体的身份可以凭借家族、继承、晋封等方式获得稳定性、永久性的确认。在现代社会，身份则只能通过符号消费的方式，通过差异性的符号显现出来。身体是身份的来源，这一点已经得到学术界的广泛承认。“费瑟斯通认为，当代人得到身体越来越作为身份的原初落脚点而备受关注。可一旦身体受到旨在减少脂肪增强精力的节制饮食与体育锻炼的约束，那么在消费文化中的身体就又隶属于目的在于摆布身体使之 ‘看上去富有性感和魅力’的大量的 ‘训练’技巧……所有这一切的目的就是要制造身体的媒合最大限度的快乐，因为 ‘美的身体’就是有价值的身体。”[4]美的身体之所以是有价值的身体，因为它证明了身体对欲望的完美控制，以及身体对自身欲望的权力。

如果说富有魅力的身体是身份的内在表现的话，身体的遮盖物、装饰物——符号则是其外在的直观标志。受艰苦的体力劳动所折磨的身体是变形的、不匀称的身体；为生活奔波的、受操劳的身体是疲惫的、无精打采的身体。这些身体形象失去了控制、支配身体的欲望，失去了主宰自己时间和空间的权力。富有魅力的、美丽的身体是令人快乐的身体，它是身体控制的结果，这既证明了身体的拥有者具备主宰身体快感的能力，也证明了身体的主人是悠闲的、优裕的，因为一旦他占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其社会身份就会与前者区分开来。因此，透过身体，一定的社会身份便可以被“还原”。很明显，不同的阶级、阶层，不同社会、文化地位的人，其身体的形象也会有所差异。与此相对应，它们在日常生活的消费活动和消费体系中所消费的商品层次也有所差别。日夜为生活奔波的身体无暇顾忌，也无能力顾忌自己的身体及身份形象，它的消费可能局限于基于生存的日常用品的消费，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上的悠闲的身体则可能通过必要手段和方式改造自己的身体形象，包括花费一定的时间提高文化素养，他们的消费就不会只局限于对商品的功能性的消费，而是符号性、浪费性的消费。可见，在身体和经济、阶级身份之间，在身体和时间、空间之间，在欲望和经济、阶级身份之间，在欲望和时间、空间之间，都存在着可以相互确证的对应关系。费瑟斯通在 《消费社会与后现代主义》中说：“在社会结构底层，穷人局限于主类消费，而在上层消费阶级中不仅要求较高水平的收入，而且为从消费到就业提供必要的反馈，他们还需要一种判断信息产品和服务的能力，这也就是他们自身就业的一种资格。这就要求上层消费者，必须终生投资于文化与符号资本，并且为了维持消费活动而投入比下层多得多的时间。”[5]他还引用哈布瓦赫的观点说：“我们在消费实践中对时间的使用，与我们的阶级习性 （habitus）相一致，所以它为我们提供了阶级地位的确切观念。”[6]但是，身体及身体的确证系于身体的遮盖物——造物的符号，即符号是上述阶级、经济、时间空间等各种信息的集中地，它是综合性的关于个体身份的征候。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不惜代价地、疯狂地追逐符号，通过符号的装饰，如最时髦的流行服饰、手机、汽车等来 “抬高”社会地位，“提升”自己的社会价值。因此，在歇斯底地制造、监禁、控制肉体的身体的同时，消费的社会也歇斯底地生产各种有关社会中的身体观念及身体符号，不断地制造差异的、新颖的造物符号，以维系、确证一定的社会身份。女性为了凸显其与众不同的女性气质和性魅力，为了同一般的女性区分开来，以显示较高的社会身份和地位，不断地追求符号的差异性、等级性 （当然是在女性气质的框架内），追捧最新颖、最流行的造物符号。男性则通过所消费的造物符号，追求权力、财富、文化等身份的显耀，譬如对汽车的消费，除了技术性能以外，汽车体型的厚实、大气，汽车的前灯、尾灯的设计，以及门框部分的镀鉻装饰线条等，都是体现气派与否的符号。在这种不断追求、确证差异性地位的欲望下，造物艺术的符号势必要不断地革命，不断地制造想象，不断地制造丰裕和浪费。这就是当代社会造物符号的拜物教，它既是生产的拜物教，也是消费的拜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