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艺术与意识形态：探索神话与拜物教

一般而言，从艺术的角度，我们将造物艺术的要素归结为功能层和形式层，前者主要指造物的实用功能，功能由技术、结构显现出来；形式则指的是造型和装饰。这只是一种较为粗略的划分方式。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作为物品的造物本身就是一个符号，无论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还是从纯粹的符号学角度看，都是如此。在巴特看来，任何一个符号都具有两级符号系统，首先这个符号作为能指，它有自己的所指，而这个由能指和所指组成的符号本身又构成一个能指，它有和前者不同的所指。巴特还以 “符指”（denotation）和 “意指”（connotation）表达符号的直接所指和间接所指。这大致相当于皮尔士所说的对象 （object）和意义（signification），埃科所说的常规意义和情景意义[1]。从这个角度看，功能和形式的两分法远远不能揭示造物艺术的意义，它消弭了作为符号创造的造物艺术所具有的语义学和语用学的意义，作为实用性的物品，它最直接的所指就是一个可被使用的物体 （功能物），但是，作为一个时间和空间中的物体，它也暗示和传达出使用者的身份、地位、文化修养及审美趣味等信息。造物艺术的符号整体能讲述故事，造物中的次级符号，譬如它的标志、图像、色彩，甚至一个突出的并不雅观的瑕疵，也能传达微妙的语义信息或语用信息。

功能和形式的两分法诞生于现代运动时期，洛斯的 “装饰就是罪恶”，沙利文的 “形式追随功能”，以及米斯的 “少就是多”，构成了这种二分法的基本理论框架。现在看来，他们的直接目标就是要消解掉造物艺术丰富的语义学和语用学含义，使其还原为最简单的功能性符号，拒绝冗长的历史阐释和文化阐释。这种对造物的理解方式间接造成了文化、历史在造物艺术中的断裂，现代造物艺术颇受诟病的结局最终证明这种划分是粗暴的。

我们有必要从符号学的角度理解造物艺术的 “形式”层，将符号层与功能层并列。原因在于：第一，功能层主要是从物质（身体）的层面审视造物，符号层是从文化 （语言）的角度分析造物，当然前者也涉及符号，后者也离不开身体，但着重点有所不同；第二，符号学不将符号视为一个静态的能指和所指的统一体，在不同的语境和时空，符号的所指 （无论是一级的还是二级的）都会有所不同，它表演着在场与不在场的游戏，呈现出扑朔迷离的象征性特征。这不仅使得我们对造物艺术的多元理解成为可能，而且使其超越单纯的功能性，讲述历史、现实以及未来的神话，也讲述神的神话、人的神话以及身体的神话。进而，造物艺术进入一个广阔的领域，它不再是一个被使用、被虐待、被观赏的物品，它能够成为偶像和拜物教，成为控制社会、操纵秩序的神圣物品。而这恰恰是造物艺术的社会功能的真实写照。第三，符号化已经成为后工业社会的文化景观。造物艺术已经从现代时代单纯的功能性载体转变为象征消费的符号和身份的标志，从商品的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作为符号的造物已经深入后工业社会的骨髓，成为无孔不入的社会控制方式。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指出，一切人类的价值，如艺术、文化、劳动、知识、良心、道德等，都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沦为商品的拜物教。但鲍德里亚认为，在当代资本主义，这些社会价值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商品卖淫”，所有的价值都在符号的掩盖和操控下被控制、被生产，它具有自我运行、自我生产的本性，它比赤裸裸的剩余价值的剥削更隐蔽、更深奥和全面[2]。在与商品的政治经济学转化为符号的政治经济学的同时，商品的拜物教也转化为符号的拜物教。这种状况表明，那种将造物视为单纯的实用之物和感观之物的观念已不太适应后现代社会的文化景观，凭借符号学的方法，我们可以窥见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更加微妙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控制，也只有如此，才能更全面地理解造物艺术的功能在当代社会中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更深刻地理解当代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学的本质。

不言而喻，造物艺术的符号只是当代社会符号景观的冰山一角，但是，它在政治经济学以及意识形态建构中却具有独特的地位。首先，作为社会化大生产的造物艺术的大众性和普及性是其他艺术符号无可比肩的。其次，造物艺术的物质性 （实用性）、物理性是最好的意识形态屏障。相较于纯艺术的符号而言，物理性、物质性似乎是非意识形态的，譬如，服装必须符合人的身体及其运动，这是最基本的、最自然的常识。我们很难从这种实用性中感受到意识形态的存在。因为身体的结构和动作仿佛是自然天成的产物，除契合身体的机能外，身体的结构不可以随便改变；而身体的动作则毫无规律可言，它完全是个人化的。前者好像是约定俗成的，后者好像是随意的。然而，这两者既有随意性，又有约定性。换言之，这些身体符号和动作符号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正如查理斯·皮尔士所言：“尽管由于机理原因，动作语言表述的可能性受到限制，但它一旦被传授被学会，就和其他符号系统一样，构成了一种社会现象。……一个关于社会化了的人体语言的类型学不仅能说明文化的分野）（见接吻技术），或者性别的分化 （见脱羊毛衫的操作程序），它还能解释并假定一个自主的符号向度的存在，仅就这一向度在各文化、性别和社会集团之间按造成的种种分化差异而言，它就让各文化、各社会和各集团拥有了表意功能。”[3]人的动作姿态可以通过文化的熏陶和训诫，使之符合一定的社会习惯，对此，皮尔士以接吻术、脱羊毛衫的动作证明，动作执行者不同的文化教养及身份特征影响着动作的姿态和细节，正如口语中的不同发音习惯也可以反映不同的说话者在文化地理或文化类型上的差异。至于身体的结构，姑且不论在当代广泛流行的美容术，或在任何文化中，它都可以凭借人为的训练、运动，甚至禁锢的方法予以改变、定型。(www.xing528.com)

在上述引文中，皮尔士还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人体的动作语言作为自主的符号向度而存在，它不仅具有区分不同文化、集团的差异的表意功能，如阶级、阶层的差异，城乡的差异，性别的差异等，而且还作为尺度建构这种差异。这也正是鲍德里亚意义上的符号作为控制和掩盖的工具之奥秘所在。符号控制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能够作为一种向度和尺度而存在，它的极端状况——就如马克思所描述的商品拜物教一样——就是作为拜物教存在，这是一种呈现为精神分裂症状的符号存在形式。从掩盖和操控的意义上说，造物艺术具备双重的掩盖功能，首先是它的物质性、自然性对符号功能的掩盖；其次是符号自身的掩盖 （能指和所指的游戏）。因此，造物艺术可以当之无愧地充当意识形态的符号分析对象，这种研究并非刻意迎合国际学术界的流行方法，而是决定于作为符号的造物艺术自身本性的内在魔力以及当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逻辑。

造物艺术的符号分析是当代的事情，但造物艺术的符号史却伴随着造物艺术的起源延续至今，或者说，造物艺术的符号[4]不是一开始就占据着造物活动的中心。最初，一级符号被物体的实用的、财富的属性吞噬 （前资本主义），二级符号 （图像、装饰符号等）只是作为前者的附属物，起装饰和象征作用。在某种程度上，图像与功能的分离反而使得图像的独立性大大增强，从而能够直截了当地传达文化、政治、伦理等意识形态信息。相反，当代社会的造物艺术实用功能逐渐 “蜕化”，符号功能占据统治的地位，或者说符号本身即是功能的目标——区分、消费的功能，它不表现宏大的主题，不关心意识形态的传达，符号就是现实的一部分。意识形态就在这种功能性的符号中被掩盖。所以，不难看出，造物艺术符号的存在状况有两种：独立性的符号和实用的功能性符号。前者主要指附属于造物中的图像符号，如封建社会中广泛存在于家具、衣服上的独立图案。因此，我们需要了解这两者不同的意识形态表达方式及其方法论上的变迁，才能更清楚地理解当代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所发生的深刻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