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造物艺术：结构、抽象性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生产

对于工业时代的造物艺术而言，结构上的标准化、几何化的造型营造了一个纯粹抽象的视觉氛围，消弭了等级性的符号形式。从理论上说，几何结构属于一种数学和功能美学的冲动，它超越、克服了特权象征的符号形式，因此这种结构形式是科学的、几何的、非意识形态的。当然，如果说它具有意识形态性的话，它也是自由、平等以及民主的象征。在功能上，现代造物艺术是以实用性的功能作为存在的前提，它建立在现代物理学、生理学、心理学等学科的基础之上，它纯粹是科学技术的产物。从这两个角度看，现代造物艺术似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论辩。

抽象的几何结构是否真的超越了意识形态？马克思在 《政治经济学导论》中指出，商品交换以形式上的平等掩盖了剥削和压迫。资本主义必须打破封建领主制的地域、等级的限制，必须诉诸形式上的自由平等，资本剥削和增值的喜剧才能顺利上演，因此，平等、自由只是形式上的平等，它们不过是资本主义惑人耳目的美丽外衣。现代造物艺术的结构—功能同样适用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毫无疑问，其抽象简洁的结构所体现出的自由、民主精神，是资本主义自由交换和资本渴望增值的必然产物，同时它又为资本主义生产着这种精神，统治、整合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现代造物艺术的结构—功能具有明显的清教主义倾向。在马克斯·韦伯 （Max Webb）看来，清教主义将辛勤劳动和个人欲望的节制视作响应上帝的召唤，竭力反对懒惰、享乐和奢侈：“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所有这些观念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因而也就不符合禁欲主义的要求，尤其是他们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而是为人服务的。……那种强大的要求生活统一性的倾向在否定肉体崇拜的观念中找到了其理想的基础。而这种倾向直至今天仍然极大地增强着资本主义对生产标准化的兴趣。”[1]就经济学而言，节制的造型既有利于规模化的大生产，又有利于节约成本，它是资本增值的重要途径。当然，结构的特征和社会民主的进程都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发生于工业革命之后，从此时直至19世纪末，工业设计的外观还是传统的贵族式结构，它模仿巴洛克、洛可可风格或折中主义风格。但随着革命激情的普遍增长，工业产品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即由烦琐走向抽线简洁。工艺美术运动时期，威廉·莫里斯 （William Morris）就是借鉴中世纪的清教主义设计风格，试图达到民主化、大众化的要求。与贵族奢侈的传统相比，节制表现了一种生产的欲望、健康的气息。因此，其后继者沿着清教主义传统，找到了造物艺术和资本主义自由、民主的精神，以及节约成本，资本增值的欲望相结合的结构形式。此结构形式既契合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又促进了这种精神的传播。现代时期的许多建筑师和设计师就明确地表达过将自由民主的精神蕴含与建筑和设计中的思想，视造物艺术的结构形式为革命的力量。结构既获得了文化上的巫术功能，又获得了经济上的自我增值的功能。所以，这种结构形式掩盖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增值的本质。(www.xing528.com)

从现代造物艺术的结构所体现的功能看来，其节制简洁的纯几何结构，并不太符合身体的尺度。它一方面是社会精英思想的现实化、形式化，并将其作为社会的审美理想和消费信仰；另一方面，它从属于批量化、标准化生产的需要，因而它也是纯粹的思想压制和身体压制 （当然这两者是相互勾结的，不灌输节制的思想，就不可能生产出消费这种标准化的消费者），驯服并生产消费者的身体感受，包括感官的审美趣味和消费欲求。具体而言，就是身体从贵族趣味向民主趣味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再生产的前提，没有这种身体、趣味的民主化转变，商品消费和生产就难以为继。虽然在客观上它也生产了自由、民主的身体形象，但从根本上说，这是适应资本主义生产和交换的需要。潘尼·斯巴克 （Penny Sparke）在考察工业革命以来人们服装风格的变化时说：“事实上很容易看到，男人服装的标准化显示了意识形态的状况，而不是现实状况。正如亨利·福特狡诈地修改其 ‘T型’汽车，乃是根据变化了的审美趣味，并竭力保持这种趣味的稳定性的需要 （笔者按：塑造、定型化这种审美趣味，这样才能够大量生产）。和男人们的服装相似， 20世纪早期的政党路线被现代主义信仰所控制，它相信男人是被理性而非欲望所统治，他们抵制进入时尚圈的诱惑。”[2]斯巴克没有进一步就此问题展开，但已经触及我们在上文提到的问题：标准化不仅是从属物质生产的需要，也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在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标准化并没有表达消费者真实的身体需求和美学需求。但为了维系工业化大生产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消费者的欲望被抑制，并接受驯化。总之，身体被生产所结构，或者说身体是生产的身体，被生产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