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艺术转向符号身体：意识形态研究成果

在马克思、卢卡契、葛兰西以及阿尔杜塞那里，我们已经看到语言学研究方法的影子，尤其是阿尔杜塞，当他将意识形态研究重点转向日常生活中的物质性时，他必然要放弃政治学的方法而使用符号学的方法 （一般认为，他是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和结构主义有直接的血缘关系，因为日常生活中的意识形态其实是被结构化、符号化了。符号是分散的、中性的，物质的，从外表看不出它阴森的面貌。正因如此，它是一种处于黑暗中的暴力，但又以温和的姿态显现于光明之中，抵消、分化着人们的阶级意识。所以，阿尔杜塞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显示了其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它希望延续政治学概念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解构着这种概念。这种矛盾反映出现实条件已发生了改变，即此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再需要历史的辩证法，它通过将人 “物化”、“原子化”的社会策略，成功地瓦解了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意义上的阶级对抗，牢牢把握了社会历史的节奏。

毫无疑问，阿尔杜塞是意识形态研究的一个重大转折点：从意识领域的意识形态转向物质领域的意识形态，或者说从思想的思想性转向思想的物质性。这就使符号学的意识形态超越了政治范畴，意识形态与政治压制，意识形态与阶级的关系都变得模糊不清，该概念本身也衍变为一种泛政治性的概念。

在意识形态的符号学转变过程中，法国哲学家福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虽然福柯对意识形态并没有什么兴趣，但他的思想对意识形态概念及研究方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如果说，阿尔杜塞是从正常的国家机构中发现意识形态的统治，福柯则通过对“非正常”的追问，发现权力在压制、操控人们对知识和真理的理解，即凭借真理 （知识）的名义，权力拥有者支配、压制着人们的思想，以达到驯服、统治的目的。在福柯看来，权力运作的场所，一个是语言 （符号），一个是身体 （身体本身就是一种符号），或者说是身体的符号化，符号的身体化。语言 （符号）通过给身体命名、划界、打上印记而使其适应权力、压制的需要。“凡是不允许的性行为就被贴上 ‘不正当’的标签，而为常规所不能接受的知觉形式就被标上 ‘癫狂’的名号，会动摇社会制度的行为则被标记为 ‘犯罪’，那些不属于种族霸权范围的人被标记为 ‘堕落的’。”[2]

在 《性史》中，福柯更是明确地指出，性、性快感不是纯粹的生理现象，而是一个权力问题、身体政治问题。对性的压抑就是对快感、对欲望的压制，将身体快感置于黑暗之中，让其蒙受耻辱和诅咒，以及通过性话语的规范、法律的惩罚，于是蠢蠢欲动的身体，充满激情和破坏力的身体也就被秩序化、制度化了。“性位于生命的政治技术发展所因循的两轴的坐标中心。一方面，它与肉体的训练连接，对力量的管理、强化和配置，对精力的调节与节约；另一方面，它通过活动产生的所有深远影响，应用于人口控制。”[3]在对性的压制中，各种知识——包括伦理学、生理学、医学和心理学等都受到精致的调控，它们环绕着统治和压制，从事着分类、命名的符号学工作，将叛逆者隔离开来，以实现秩序的净化。在福柯看来，性的历史体现了权力和知识 （真理）之间诡辩、狡诈的转换，以及权力统治和身体压抑之间无声的斗争。权力在压制的同时，还要为身体涂上各种香喷喷的脂粉，以掩盖权力腐臭的味道。这不是意识形态是什么？虽然福柯没有明确提到这个概念，但他为我们开启了一个意识形态研究的新领域，以及一个全新的意识形态观念，即意识形态不仅仅表现于阶级思想之间的关于统治权力的抗争，还表现于人的身体、生命之中，意识形态从宏大的权力之争转向无所不在 “微观权力”对身体的压制。

福柯的权力理论对意识形态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使得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研究方法成为顺理成章的事。符号是权力的媒介，是欲望的象征，它充分而广泛地体现着微观权力对身体的控制和影响，或者说符号使权力获得了无孔不入的本性，在优雅的姿势中，权力完美地实现了它的欲望。

在福柯的直接影响下，布尔迪厄将意识形态称为 “符号权力”（symbolic power）、“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或 “符号控制”（symbolic domination）。经典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意识形态统治充满着血腥斗争的味道，符号暴力却是一种软暴力，是隐含在日常生活中的暴力，它主要是 “通过身体传输的。统治的主要机制通过对身体无意识的操作运行”[4]。因此，对符号暴力的反抗比对意识形态的反抗要困难得多，意识形态可以通过意识的批判认识到它的谎言，而符号的暴力则如幽灵一般，它存在着，但又难以意识到，因为它在人的身体、无意识之中。(www.xing528.com)

那么，布尔迪厄所理解的符号暴力的符号究竟是什么呢？它何以具有如此的魔力？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连接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象。”[5]符号是概念和音响的结合，前者被称为所指，后者被称为能指。符号是这两者的整体，日常生活中，我们其实是以符号的能指 （音响形象）代替了符号整体。至于为什么用这个而非那个符号 （音响形象）来指称一定的事物完全是偶然的、任意的。同一个所指完全可以有不同的能指来表示，但是一旦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固定下来，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后，它就具有一定的 “专制性”。这种语言符号观在哲学、社会学上意义重大，它表明人类无法逃脱语言的牢笼，所谓绝对自由的主体性不过是幻象。

虽然索绪尔 （Frdineand Saussure）将语言看成社会的，但他主要是对语言进行纯粹的形式研究，并没有将它同社会文化联系起来。不过他已经让人看到人类社会中语言结构的普遍存在。这就使得符号学能够在更广阔的领域内有所作为。一些符号学家如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沿着他的思路将普通符号学发展为社会符号学，不仅语言是符号，人的行为、身体、人造物等都是符号，人类文化世界就是一个符号体系的世界。或者说，这些符号也是语言，它们也在言说着这个世界。因为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符号背后，潜藏着丰富的语义信息和隐秘的思想结构。巴特将符号分为两级：第一级符号是能指和所指，所指是能指的实际意义，但这个由所指和能指构成的符号又成为一个新的能指，它有自己的所指，而我们常常被前者蒙蔽，忽略了后者蕴含的 “言外之意”。这就是符号构成压制和暴力的符号学因素之一，它在无意识中狡诈地改变着人们的思想：在符号中，真正的所指表面上不在场，实质上，符号以能指的吸引力麻痹对所指的领悟，即第一级的符号掩盖了第二级的符号。所以，布尔迪厄说：“每一种实施符号暴力的能力，即强加一些意义，并通过掩饰那些成为其力量基础的权力关系，以合法的名义强加这些意义的能力，在这些权力关系当中加进了自己的、即纯符号的力量。”[6]布尔迪厄将符号暴力作为意识形态的代名词，它表明意识形态已远非阶级意识、虚假意识所能涵盖的，它是社会日常生活中的基本结构，是像空气一样的让你不得不吸收的东西。“统治的主要机制通过对身体无意识的操作运行……通过语言，通过身体，通过对待意识层面之下的事物的态度。”[7]纯粹的符号为何能够成为权力的掩体？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它必须遮蔽人们的视线，让其停留在符号自身，阻止或钝化人们对权力关系的探寻和思考，而最好的方法莫过于让权力关系不知不觉地进入人的无意识之中。符号的特征使其当之无愧地具备这种能力。根据索绪尔的理论，符号系统是一个独立的意义系统，它和现实世界无关。拉康又进一步解构了这种观念，他认为，符号中的能指并不一定表达、再现所指和能指之间联结和区分就可以构成一个意义体系。拉康将符号中的能指解放出来，符号是能指的独立系统，它不仅与现实无关，也与所指无关。正因如此，符号才能够让人沉迷于能指的游戏，沉迷于纯粹符号的世界。符号似乎不受现实世界的约束，它创造着世界，同时又自我生产。符号的世界似乎是一个与世隔绝的世界，或者说它自身就是现实世界。其次，因为符号的所指被搁置，能指剔除了意义、精神以及现实世界对人的束缚，身体、欲望的狂欢便在能指的物质性中展现出来，狂欢中的人们怎么可能运用理性去思考符号真正的所指呢？然而，符号本身就是社会的产物，它又不可能不具有意义，它的意义都是经过隐喻和转换处理了的，因此在无意识之中，人创造着符号，又无意识地接受符号的给予，接受符号的操纵。这就是后现代社会的意识形态特征，它明显地表现出符号性和身体性，通过符号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符号隐喻的意识形态结构，看到符号暴力的影子。

意识形态的符号学研究思想和方法，使人们对该概念及其运行机制的理解更加深入，传统意义上的将意识形态等同于统治阶级意识的做法可能需要修正，意识形态不仅仅表现在显而易见的政治领域，也不仅仅只表现于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它以符号的形式，表现在日常生活的各个角落，它凭借对身体的无意识压制，实现某种权力欲望，譬如性别、性、身份、种族、民族等都可以成为权力欲望的场地。在这个学术视野的转换中，意识形态也要撤掉它恐怖阴冷的面具，代之以涂满脂粉的美丽的面容，被美丽所吸引的同时，俘获、役使也就接踵而来。

正是在符号学背景下，约翰·汤普森 （John B． Thompson）指出：“意识形态分析首先关心的是诸符号形式 （Symbolic forms）和权力相交叉的方式，它关心的是意义在社会领域中如何被调用，以哪些方式服务、支持那些占据权力地位的人和集团……意识形态研究就是研究意义服务于建立和支持统治关系的方式。”[8]根据汤普森的说法，意识形态主要研究意义如何被操纵，以服务于一定的统治关系，而意义主要通过符号形式表达。他还着重指出，并非所有的符号形式、符号现象都是意识形态，它们只有服务于建立和支持统治关系才是意识形态的，即只有当符号形式体现出一定的权力压制时，它才是意识形态的。其次，符号形式不仅仅表达一定的社会关系或利益，它还创造、建构、再生产统治关系。“建立，意味着意义可以积极地创造、建构统治关系；支持，意味着意义可以服务于维持、再生产统治关系。”[9]其实这两个步骤是同步进行的，是一个现象的两个方面。意识形态及符号控制，它们都既是静态的、现象性的，同时又是运动的、自我生产 （再生产）的。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已经提到生产关系的再生产特征，但是，并没有提到更为广泛的意识形态再生产的方式。我们基本认同汤普森对意识形态的理解，但需要指出的是：在现实生活中，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是以身体为媒介的，意识形态的符号学发展是对这一特征的深刻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