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认识论到政治经济学：造物艺术与意识形态调研

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一文中，马克思继承了拿破仑对意识形态的批判性，认为它是一种虚幻的意识、颠倒的世界观。但他和拿破仑的出发点不同，拿破仑从维护统治的政治利益出发，以鄙视和谩骂的姿态斥之为形而上学幻想；马克思则从认识论的角度揭示出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幻想。马克思认为，这种唯心主义认识论没有从物质出发，而是从意识出发去理解世界，其结果是：（1）世界呈现出颠倒的、虚假的、和歪曲的意象。（2）纯粹的意识领域内的对世界的颠覆和斗争都不过是幻想，不可能从根本上取得任何现实的结果。他批判青年黑格尔派说：尽管青年黑格尔派玄学家们满口讲的都是 “震撼世界”的词句，而实际上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他们之中最年轻的人确切地表达了他们的活动，说他们仅仅为了反对 “词句”而斗争。不过他们忘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的世界[6]。

在马克思看来，“词句”不仅不等同于现实，而且还是对世界颠倒的反映和表达，因此，以一种意识的幻象 （词句）去反对、解释另一种幻象的意识，毫无疑问是一种幻想。他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明确地表达了这种看法：“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对世界的改变不可能从思想中完成，不可能从宗教意识等虚无缥缈的意识世界中完成，而要在物质实践、现实中完成。不是意识决定物质和存在，而是人的存在和物质决定意识。因而对世界的批判就只能从物质实践入手，只能通过物质的方式解决。这样马克思不仅建立了彻底革命的观念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而且通过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揭穿了意识形态的物质根源，提出了科学的意识形态起源学说，也就从认识论范畴的意识形态批判过渡到阶级思想批判，最后进入到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说，“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 “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8]。这里的 “意识形态”基本上等同于一定社会的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这种思想是对现实的歪曲，是虚假的、虚伪的，在一定的意识形态表象背后，隐藏着统治阶级 （剥削阶级）肮脏的利益实质。正是通过思想层面的操控、欺骗，统治阶级掩盖、合法化了他们的利益诉求。他说：“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述成为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9]这段论述异常深刻。它从貌似真理的表象、表达中发现了意识形态的结构，揭露出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思想的实质，撕去了统治阶级所宣扬的宏大的思想、话语的神秘外衣，暴露出意识形态温情脉脉的压迫本性。应该说，马克思已经触及语言学中的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无意识性问题。他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无论思想或语言都不能独自组成特殊的王国，它们只是现实生活的表现。”[10]这个观点，在现代语言学家那里已经成为一个共识。这证明马克思所理解的意识形态在意识、观念的领域内是无处不在的，它对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无意识的。马克思没有就此深究下去，这种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阐发是由阿尔杜塞完成的，马克思则从认识论的研究转向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

意识形态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形态，它以宏大的、歪曲的思想掩盖、合法化统治阶级的利益。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该观点的表达主要是通过热情洋溢的语言和纯粹哲学的思辨实现的，对于意识形态深刻的物质根基，该文还没有展开详细的论证。虽然在论及 “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中，马克思谈到了经济关系，但只是一般性的总体性的研究。马克思的最终目的，不仅要在抽象的哲学层面解释它的直接来源，拆穿意识形态的骗局，最终必须在经济学的层面揭示出意识形态如何生产、包装和运作，进而通过生产形态的革命消除意识形态。这种思路和做法在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 《资本论》中都有所体现。

在 《资本论》中，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中的一系列的神秘化过程的祛魅工作，这种工作从双重维度展开：一方面将政治经济学化，揭露意识形态谎言和它的经济学本质。一方面将经济政治学化，通过还原资本主义生产的赤裸面貌，揭示其形式和内容的悖论，展现其意识形态统治的目的。譬如，原始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关于它的来源，一些理论家归之于原罪，即由于不同人群天生的勤奋或懒惰，造就了资产者和无产者的区分，这种区分是原罪的，必然也被看成自然性的真理。“原罪学说”使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分化合法化、神秘化，通过身份的政治学使无产者安于所扮演的阶级角色，以无声的叹息代替理性的追问，愉悦地、心甘情愿地接受原罪的惩罚。“在温和的政治经济学中，从来就是田园诗占统治地位。”[11]不仅如此，此类的神秘化思想还起着促进劳动者的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再生产的作用。“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12]原罪学说掩盖了原始资本积累的暴力本质，“天衣无缝”地配合着资产阶级的经济需要，对该理论的批判只是马克思对意识形态袪魅过程的缩影，它清晰地 “再现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神秘化、自然化、合理化和美学化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意识形态操控的奥秘，以及意识形态中意识和物质、现象和本质的深层结构。(www.xing528.com)

物质存在决定意识，因此，对意识的物质性批判，可以通过对物质存在的批判完成，而物质存在的意识性，即经济的意识形态性如何得以揭示呢？这是一个更为艰难的过程。黑格尔式的辩证法无法完成，因为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嵌入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肉体之中，它以合理的形式，科学、技术的名义美学化、自然化了。换句话说，资本主义通过物质生产的方式，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财富的积累，掩盖了人与人之间压迫与被压迫、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这是最大的意识形态谎言，但这种谎言被平等、自由交换的坚硬外壳遮蔽了。物质世界的问题必须通过物质的方式解决，科学中的谎言必须通过科学证伪，经济的真相也只有通过经济学才能充分还原。剩余价值、价值、交换价值 （价格）、劳动力价值 （工资）等概念是资本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概念，这些概念被庸俗的经济学家笼上了一层迷雾。譬如剩余价值是在交换中赚取的差价，价格是由工资决定的，工资是工人劳动的全部报酬等。这种理论导致的结论是：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创造的，工人的劳动和工资是自由、等价交换的，一切似乎都很公平、自由，剥削和压榨也都在这些迷雾中“消失殆尽”了，即使资本家对工人采取何种程度的剥削方式，都可以在这种理论的掩护下找到合理化的借口。马克思通过对这些概念的分析，认为剩余价值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劳动力价格是生产劳动力的价值，并不是工人全部劳动的价值。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生产的商品拜物教以物与物的关系，掩盖了人与人的关系，以“平等、自由”交换的形式掩盖了人之间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马克思指出：“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由于这种转换，劳动产品成了商品，成了可感觉而又超感觉的物或社会的物……这只是人们自己的一定社会关系，但它在人们面前采取了物与物的关系的虚幻形式。”[13]

正如卢卡契 （Georg Lukács）指出：“商品结构……它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获得物的特性，并从而获得一种 ‘幽灵般的对象性’，这种对象性以其严格的、仿佛十全十美和合理的自律性掩盖着它的基本本质，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所有痕迹。”[14]通过经济学的批判，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物质生产的意识形态性，它以自由、平等的形式掩盖实质上的不自由、不平等，并且通过物质生产过程，不断地生产、再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意识形态的神话。

意识形态的基本含义、功能以及运作方式，在马克思这里都得到了很好的揭示。他不仅对意识形态做出了卓越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且触及了意识形态的无意识特征，意识形态与语言表达的关系，意识形态与非暴力、意识形态与物质、意识形态与权力等，这些关系日后都被其他哲学家进一步研究。马克思的研究方法，譬如对结构的研究，与20世纪的结构主义者遥相呼应。在资本论中，它对资本主义具体的法律、法规及其产生的根源所作的社会学考古研究，在福柯的思想及研究方法中，我们也不难看到它的影子。至于鲍德里亚 （Jean Baudrillard），则更是以对马克思的直接批判，提出它的符号政治经济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