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艺术与意识形态探析

“意识形态”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自1797年法国哲学家特拉西 （Destutt de Tracy）创造出 “意识形态”（Ideology）概念以来，这个术语便如幽灵般环绕着人们的哲学和政治生活，它也一直蒙受着 “屈辱”的阴影。从拿破仑对它的唾骂，到马克思对它的批判，直至 “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仿佛就是“虚假意识”、虚幻的、不切实际的观念的等价物，是科学的障碍，极权、压迫的元凶，更是自由、民主的敌手。即使在列宁那里，冠以社会主义修饰语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因此而缓解人们对它的敌意。相反，它受到了更猛烈的来自于资本主义阵营的攻击。 “冷战”结束后，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阶级状况的变化，丹尼尔·贝尔便提出了意识形态终结论，许多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哲学家也讳言这个概念。但是，意识形态真的终结了吗？如果终结了，是谁将它终结的？如果没有终结，那么，误以为终结了的意识形态去了哪里？笔者认为，后现代社会的终结浪潮——如历史的终结、艺术的终结、人的终结——只不过是一种幻觉，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如果说终结论成立的话，它也只是某一种历史概念、艺术概念和人的概念的终结，是表达方式的终结。这正如意大利符号学家埃科在批评只有 “宣布符号的死亡才能开创符号学”等谬论时说，这些宣判 “只是剥夺了事物的一些身份便算判处其死刑，而这种方法造成的符号的死亡只是改变其名称而已”[3]。恰恰相反，这种 “终结”，意味着另一个新的开端和新的学术视野的转向，意味着我们必须调整新的研究方法，以适应变化了的研究对象，否则现实的对象就是难以理解的。研究的对象不是死亡了、消逝了，而是隐藏了、沉默了，它需要我们用新的方式去挖掘、唤醒。意识形态也是如此。随着 “冷战”的结束，革命激情的消退，以及科学技术对政治、生活的主宰，赤裸裸的意识形态表达已经死亡，它蜕变为更为隐讳的文化符号。符号以自由、科学的名义撕掉了意识形态阴森、恐怖的面具，换成了快感、适意和狂欢的表情。在符号的狂欢表情中，意识形态似乎是缺席的、虚无的，但它的在场却是前所未有的深刻，因为它隐入到人的符号狂欢、肉体的狂欢中。所以，意识形态并没有终结。如果说它终结了，它也不是自然死亡的，不是自我终结的，而是意识形态终结的。或者说，意识形态的终结论只是人们一厢情愿的判词，是适用于一定意识形态的结果——丹尼尔·贝尔的终结论是一种典型的意识形态论调，它反映出意识形态的存在方式、作用方式及研究视阈发生了转向。

在当代中国，人们对 “意识形态”的理解就显得较为狭隘，一方面普遍将其视为 “政治”的等同物，将其简单地理解为政治的主张、口号、“主旋律”等；另一方面将其理解为社会经济形态在思想上的存在形式，将意识形态简单地划分为两个对立的阵营——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更确切地说，就是把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等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观念，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当做资产阶级腐朽的、剥削的思想观念。这是一种狭隘的理解方法。从学术上说，意识形态并无褒贬之别，它是一个中性概念，任何地域、任何形态的阶级社会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意识形态。总体说来，它包括两种用法，一是作为思想观念的意识形态。即意识形态总是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思想体系，它总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经济利益服务。这是马克思意义上的经典论断，也是我们理解意识形态的根本出发点。二是意识形态不仅体现为成集中状的政治思想、思想体系，它还指为了维护一定社会整体的社会秩序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习俗、文化、行为习惯、思维方式以及审美趣味等。或者说意识形态总是通过一定 “狡诈的”形式，如运用自然化、美学化、符号化、身体化等方式使一定的社会秩序、权力压制变得合法有效而不被觉察，以维持统治关系的自动运转。正是在此意义上，也有人将意识形态与文化等同起来，但文化是一个更广泛的概念，虽然它也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和心理，但它并不集中于维护一定社会的统治秩序；而意识形态则直接地表明它是为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思想、文化，只不过它是以隐晦的、掩饰了的形式出现。

关于第一点，马克思有非常精彩的论述，我们也常常采取这种看法来理解意识形态。我们着重谈一谈第二种用法，我们不妨以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观点作为注解。福柯 （Michel Foucault）在 《古典时代疯狂史》一书中研究了 “疯狂病”历史。对于 “疯狂病”，一般认为它只是人在精神上出了毛病的结果，只把它作为医学上简单明了的事实来对待，并不会去质疑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但福柯认为，所谓的 “疯狂”并不简单是病理学、医学的问题，“什么是疯狂”完全是人为规定和操控的结局，是社会政治统治者勾结医学知识、生理知识，以压制异端，维护一定的社会统治秩序。这从“疯狂”的概念变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西方中世纪，“麻风病”被视为对社会秩序的最大威胁，于是麻风院广泛兴起。但“它们的原意也不是要消灭麻风，而是要把它保持在一个神圣的距离之外，把它固定在一个逆向的提升”[4]。“人们在排除它的同时，亦必定在他的周围画上一道圣圈。”“如果人把麻风病患者抽离出世界以及教会的可见社群，他的存在却永远彰显着上帝。因为他同时标明神的愤怒和善意。”[5]麻风病不是被视为一种疾病，而被看做恶行的惩罚，麻风院则成为上帝恩赐和宽厚的符号象征。随着麻风病的消退，“疯狂”继承了它的遗产，代替了麻风病的角色。文艺复兴时期，“疯狂”是恶德之首，“它管辖着世上所有简单、欢乐、轻松的事物。是它使得人、神得以 ‘纵情欢乐’”[6]。疯狂病人和性病患者、穷人以及流浪汉等一起受到监禁，而其实质不过是净化道德、宣扬美德、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福柯还指出，17、18世纪的监禁体制，除了维护一定的社会秩序外，还和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勾连。一方面受监禁者被贴上淫逸、懒惰的标签；另一方面通过监禁、收容迫使他们为资本主义生产提高劳动力。所以，疯狂与否完全是知识、权力的产物，它不过是统治阶级实施压制的借口而已。马克思的 《资本论》亦有相似的论述。

在中国古代，那些被逼无奈的造反的农民不也是被统治者贴上“暴民”、“逆贼”的标签吗？那些 “乱民”，那些 “奸夫淫妇”不都是活生生地被这些符号的权力所扼杀？人们一旦被知识和权力戴上帽子，他们便从社会中分离出来，被打击、被镇压也就变得合理可行。同样，造反者也要凭借一些理论和符号摘掉自己的帽子，使自己的行为合法化，就像 《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即使有天下无敌的本事，也要用 “替天行道”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从上述角度来看，意识形态就是权力的障眼法。

当然，并不是任何的权力压制都是意识形态的。按照汤普森（John B．Thompson）的说法，它只有在建立和支持统治关系时才是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具有以下两个特征：（1）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体系；（2）意识形态是运用各种手段，隐藏于日常生活中的，以维护社会统治秩序的权力。下文对此将有更详细的阐述。

[1] 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90页。(www.xing528.com)

[2] 张道一：《造物的艺术论》上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158页。

[3] ［意］翁贝尔托·埃科 《符号学与语言哲学》，王天清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年，第2页。

[4]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页。

[5]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页。

[6] ［法］米歇尔·福柯：《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