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及类别简述-中国传统文化十讲

崇古重史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以史为鉴”“以古为镜”，历朝历代都对修史非常重视。相传早在黄帝时代就有史官，周代则在中央设立太史以掌管天文历法和历史记载，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皆为汉代太史令。因此，中国古代不仅有洋洋二十四史，其他体例的史书数量更为巨大，这是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不能相比的。同样，今天亚洲地区其他国家研究本国的历史也离不开中国的历史典籍。古代史书的类别很多，其中比较重要的有编年体、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典章制度史、史评等。

编年体是以时间为中心，按照年月顺序记述史事。其优点是史实与时间结合紧密，给人以明确的时间观念，容易了解历史事件发生、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因果关系。中国有确切纪年是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此后的各诸侯国均有自己的编年史，在当时都名为“春秋”（春播秋收在一年当中最为重要，故名），但只有鲁国的“春秋”流传了下来。因此《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编年体也成为最古老的史书体例。《春秋》讲究微言大义，叙事非常简略，解释《春秋》的《左传》则是中国第一部纪事详细的编年史。其他著名的编年史包括《竹书纪年》《汉纪》《资治通鉴》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问世之后影响很大，补撰、续写之作层出不穷，其中南宋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清代毕沅《续资治通鉴》较为著名。

纪传体是“以人为经，以事为纬”的体例，即以人物为中心，按照时间顺序为历史人物写传。司马迁和班固为纪传体的创造者。《史记》包括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本纪”记一个历史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一般为天子，兼记国家大事，它起编年的作用。“世家”是重要历史人物的传，而对春秋战国这段历史而言，兼有为各诸侯国编年的作用。列传是各类历史人物的传，有专传、合传、类传等，也包括少数民族乃至外国的传。“表”是年表，按年月记载历史大事。“书”是专门史或专项史，用于记载典章制度及特殊领域的社会生活。此外，每篇之后，司马迁以“太史公曰”的形式评价人物和史事，为后世纪传史效仿，也启发了史评这一史书类别的出现。《汉书》作者班固将纪传史简化为纪、传、志、表四体，纪记录帝王事及国家大事，其他人物均用传，志取代了书，保留了年表。纪传体以人物为中心，便于考察人物活动的情况，也便于阅读，因而成为封建时代最流行的史书体例。清代确定了24部纪传体史书作为“正史”，称“二十四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其叙述的历史上起传说中的黄帝（约公元前25世纪），下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了“二十五史”之说。但许多人并不接受这个结果，而是将成书于民国时期的《清史稿》取代《新元史》，构成“二十五史”。

纪事本末体是以历史事件为中心的史书体裁。编年体与纪传体各有优点，但其缺点是不能连续记载重大历史事件。南宋学者袁枢独出心裁地创立了这种史书体例，它跨越了纪年的界限，将由众多历史人物参与的历史事件作完整的叙述，每个历史事件独立成篇。袁枢将《资治通鉴》改编为239个专题的《通鉴纪事本末》，受到了人们的认可。此后又有学者仿照这一体例写史，如《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等。(www.xing528.com)

典章制度史是记述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沿革的专项史。唐代史学家杜佑用30多年的时间写出了《通典》，上起远古，下至唐肃宗、代宗之际，把历代的典章制度分为食货（土地财政）、选举（官员的选拔与考核）、职官、礼、乐、兵刑（军事与刑法）、州郡（地理沿革）、边防（境外邦国）八个方面，按朝代顺序编次叙述，引录了前人的评论，也写入了自己的看法。南宋郑樵仿《史记》体例作《通志》，并将“志”改为“略”，全书200卷，共500余万字，虽属于通史，却以记载典章制度的“略”为精华，其20篇略，内容不仅涉及礼、乐、选举、职官等，还包括氏族、都邑、金石、昆虫草木等独创内容，为修史开创了一种新思路。宋末元初的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增补，写成《文献通考》348卷，全书共24考，内容包括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制度。后世将《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合称为“三通”。之后又不断有学者按此体例续修，最终形成“十通”，时间的下限则延续到了清末。

史评是专门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史书的作品。汉代已有品评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文章。唐代刘知几著《史通》一书，评论了史书的体例与修撰方法，论述了史籍源流及前人修史的得失，它是中国乃至全世界第一部系统的历史学理论专著，也被认为是最早的史评类史书。这一体例到清代发展至极盛，最著名的作品为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和赵翼的《廿二史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