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及遗产

佛教对中国的哲学、文学以及绘画、雕塑、建筑等艺术形式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中国古代哲学被概括为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几个阶段，自魏晋以后，它就与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魏晋玄学崇尚黄老思想，主张“以无为本，以有为末”，否认客观世界的存在，很容易与佛教的出世思想合流，由此导致主张“万法皆空”的《般若经》开始流行。东晋之后，玄学逐渐失去发展势头，而为佛学所取代。隋唐时期，随着佛教的鼎盛，佛学成为最具影响力的思潮。今天的许多学者都主张把隋唐佛学与儒家哲学同等看待，都看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嫡派真传。宋明理学中的天理、天道、本心、良知等都是不同程度地吸收佛教的心性论思想而形成的，如果说魏晋玄学是援道入儒，宋明理学则是援佛入儒。二程、朱熹的理学借用了华严宗的某些命题，陆九渊、王阳明的心学则吸收了禅宗的某些思想。宋明理学在思维模式、修行方法等方面都受到佛教的深远影响。

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以诗歌为例，从魏晋的玄言诗，到南北朝的山水诗，从唐诗到宋词，都受到佛教的深远影响。两晋山水诗集大成者谢灵运是佛教徒，对佛教义理颇有造诣。唐代诗人中，李白名为“诗仙”，且一生追随道教，但也有“宴坐寂不动，大千入毫发”的诗句；“诗圣”杜甫崇尚儒学，也留下“身许双峰寺，门求七祖禅”的咏叹；“诗佛”王维的名和字都取自《维摩诘经》，其禅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白居易则佛道兼修，在仕途失意后，寄情山水诗酒之间，转而炼丹服食，继而皈依佛教，自号“香山居士”。宋代的苏轼、黄庭坚等词坛巨匠都与当时的高僧大德友谊深厚，在交往酬唱中留下不少名篇佳话。佛教不仅给中国文学提供了创作题材，如《西游记》及《三言》《二拍》中的一些篇目；同时，它也影响了中国古代文人的世界观、人生观、生活情趣和审美情趣；佛教的思想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总之，佛教对中国古代文学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佛教对中国传统艺术的影响以绘画和雕塑最为显著。印度的佛教艺术以犍陀罗（今巴基斯坦白沙瓦一带）和阿旃陀（在今印度德干高原）的石窟艺术最具代表性，前者以雕塑著称，后者以壁画闻名。而中国的石窟艺术正是它们的继承和发展。今新疆境内的石窟艺术，如拜城县克孜尔千佛洞、库车县森木赛姆千佛洞等，不仅开凿时间早于中原，其艺术风格也更接近犍陀罗。中原地区的石窟雕塑已吸收融合了中国的艺术风格，造像也多为中国人的形象，但印度雕塑的某些特点仍得以保留，如佛寺内的罗汉就有印度人的形象。佛教传入之后，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宗教绘画的素材，出现了吴道子等著名的宗教画家。

佛教传入中国后，对中国的语言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随着佛教的广泛流传，佛典、佛偈、佛语进入普通人的社会生活，在广泛使用过程中逐渐失去了其原有的佛教含义而具有了社会含义，成为人们常用的词语、习惯用语、成语、俗语、歇后语等。现代汉语中仍经常使用的来自佛教的词语很多，如世界、实际、觉悟、烦恼、解脱、方便、平等、相对、绝对、知识、泡影等，再如清规戒律、一针见血、三生有幸、三头六臂、功德无量、大慈大悲、心猿意马、快马加鞭、皆大欢喜等。从佛教典故转化的成语，如大千世界、天女散花、天花乱坠、当头棒喝、醍醐灌顶、极乐世界、现身说法、泥牛入海、借花献佛、痴人说梦等。从佛教生活衍化出来的俗语、歇后语，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无事不登三宝殿、跑了和尚跑不了庙、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

另外，佛教为中国许多风景名胜赋予了文化内涵，如佛教的四大名山，也留下了许多著名的佛寺、佛塔等古代建筑，曾经的佛教圣物也成为珍贵的文物。这是中国文化一笔宝贵的遗产。(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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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与卢舍那大佛

龙门石窟开凿于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前后，是山西云冈石窟的继续，历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代和北宋诸朝，相继大规模营造长达500多年，特别是北魏和唐代达到了高潮。据统计，现存有窟龛2　100多个，佛塔40余座，碑刻题记3　600多块，造像10万余尊，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石刻艺术宝库。

奉先寺位于龙门西山南部，唐上元二年（675年）竣工，是龙门石窟中规模最大、艺术最精、最具代表性的石窟。奉先寺的雕像，不但吸收了北魏石刻艺术的精华，而且融入汉族的艺术传统，创造出唐代佛教艺术的新意境。寺中那尊卢舍那大佛（见彩图），高17.14米，仅头部就有4米，耳长1.9米。远远看上去，如一座石峰顶立寺中。大佛虽身材伟岸，但容貌丰满慈祥，那含蓄的微笑略显神秘，耐人寻味。据碑文上记载，在雕造这尊大佛龛时，武则天曾“助脂粉钱二万贯”，并派官员督造。这一方面是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为扩大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武则天这个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希图通过大佛的建造来树立自己的统治形象。[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