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贫乏性的影响与挑战

相对于世界其他民族，中国人的宗教观念历来比较薄弱，对于宗教的信仰不那么坚定和执着，宗教情感也不那么强烈。甚至有学者认为中国是没有宗教的，如梁启超先生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称：“吾国有特异于他国者一事，曰无宗教是也。”[2]这种状况是中国特殊的社会背景和发展历史造成的。

首先，人本思想抑制了中国原始宗教的发展。同世界上的许多民族一样，中国在上古时期也产生了多神信仰的原始宗教。但由于特殊的历史机缘，以人为本的思想在中国出现较早，从而有效地抑制了中国原始宗教的发展，它的原始特点始终没有褪去，也未能发展成为近代意义的宗教。《礼记·表记》借孔子之口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敝，荡而不静，胜而无耻。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其赏罚用爵列，亲而不尊。”从中可以看出，商周易代之际，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已完成了从“尊神”到“尊礼”的转变，把关注的要点从鬼神转向人事。周人虽仍把鬼神置于高尚的地位，却使其远离政教活动。

其次，中国人传统的文化观念有效抵御了外来宗教的侵袭。西方文化以基督教为核心，也叫基督教文化。但基督教既不是欧洲人创立的，也没有诞生在欧洲。它原本是诞生于西亚地区的犹太教的一个分支，但这个外来的宗教最终征服了几乎整个欧洲，随着欧洲殖民者进入美洲、非洲和亚洲，欧洲以外地区的原住民也有不少皈依了基督教。历史上，许多境外宗教进入中国，不仅有佛教，也有景教、祆教、摩尼教、伊斯兰教、基督教等，但最终都未能征服中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佛教也经过了中国人的改造而与印度原生佛教大相径庭。其原因在于中国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这些观念常驻中国人的心中，是任何外来的宗教神祇无法取代的，如基于血缘关系的宗法观念和敬天法祖的观念等。《礼记·大传》称：“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百志成故礼俗刑，礼俗刑然后乐。”这是中国人以自然亲情为纽带，以宗法观念为杠杆构建的理想社会，而超越了亲情的平等、博爱是中国人难以接受的。中国人自古信天命，就是孔子“五十而知”的“天命”，它操控着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终极命运，因为“获罪于天，无所祷也”，所以人必须“修身以立命”。即便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天子也要明白“天命靡常”“惟德是辅”的道理，要注意自己的德政，否则就会遭到天谴。这种天命思想类似于宗教，本质上却不是宗教，它指向天际，关注的却是人间。(www.xing528.com)

其三，皇权对神权的制约。中世纪的欧洲，宗教神权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无论以何种途径登临王位的国王，都要由教皇戴上王冠才是正统。中国则不同，宗教神权始终被控制在世俗皇权之下。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对宗教一般都给予其合法的地位，允许其存在与传播，并给予他的臣民以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前提是这个宗教必须处于他的统治之下，不能危及其“天子”地位和统治的秩序。历史上历次打击宗教势力的事件，如北周武帝毁佛、唐武宗灭佛，并非因为信仰的分歧，而是因为宗教势力的过分膨胀。在中国，宗教机构始终受制于政府，包括宗教僧侣的执业资格也是由政府颁发的。中国宗教建筑的规模，在京城远逊于皇宫，在地方也不及官衙。皇权对神权的制约限制了宗教势力的发展。

其四，中国普通民众重视现实利益的心态阻碍了宗教观念的植入。中国文化是农耕文化，传统的农民以自耕自足的小农经济为本，这种经济形态造成了中国人讲求现实利益的文化心态。在中国历史上，为国捐躯、舍生取义者数不胜数，而献身宗教者却为数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