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独特发展道路

（一）中西哲学不同的社会背景

中国哲学的发展道路是与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相适应的，在整个人类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与其他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虽大致都经历了一个“轴心时代”[2]，出现了一批标志着人类的觉醒和精神的解放的历史文化名人与一系列辉煌成果，但也正是在这个时期，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及其哲学走上了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

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制度基础上的，它的经济基础是以分散的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氏族社会解体之后，中国的古代国家就是“家国同构”的组织结构和社会结构，天下为“公”和天下为“私”反映的是同一历史事实。春秋战国之后，土地的国有和私有长期共存是古代社会的基本状况。而地处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因地域狭小，可耕地少，工商业和海外贸易是其主要经济形态。希腊半岛及爱琴海诸岛复杂的地形和区域之间的相互隔离形成了城邦国家的形态，各城邦都是由不同氏族共同组成、协作管理的，由此产生了民主政治的体制。城邦的资源有限，生产力也不够发达，能供养的人口有限，因此，必须通过海外移民缓解生存压力。而跨海迁徙比陆上迁徙面临更多的危险，需要不同氏族之间的联合，为此，必先抛弃原始血缘群体。[3]工商业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建立，加上大规模的海上移民，加速了血缘关系的松弛，契约关系成为最重要的社会关系。随着工商业阶层的崛起，以平等交换为基础的商业原则促进了希腊人个体意识的觉醒与成熟，由此孕育出西方人个体本位的文化精神。社会背景的不同，形成了中西哲学不同的思维模式，中国人习惯于整体把握，西方人则更注重个体分析。

古希腊发达的工商业和海外贸易为其带来大量的社会财富，民主政治确保了希腊公民的权益，希腊宗教对享乐和纵欲持宽容的态度，这使得希腊人对他们的社会生活非常满足，他们更加关注的是自然。同时，海洋的惊涛骇浪带来的生存忧患使希腊人产生了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也激发了他们征服和驾驭自然的野心，由此为西方自然科学的发达奠定了基础。中国古代文化的核心价值是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起来的，它既不刻意于宗教神灵的寄托，也不追求纯自然的知识，而是专注于人的社会关系的和谐与道德人格的完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处于分裂和战乱之中，恢复社会秩序、实现天下统一是中国人面临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孔子与比他晚约一个世纪出生的苏格拉底有着完全不同的学术兴趣。由此也造成中西哲学在产生之初就有不同的出发点。

蛮族的入侵终结了希腊罗马文明，中世纪的欧洲形成了基督教宗教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由此造成西方哲学的停滞乃至倒退，时间持续了大约1　000年。而中国哲学在古代社会里却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始终是稳步前进的。其间虽也经历过波折，如两汉经学的神学化和隋唐佛学的兴起，但神学（主要是佛学）在古代中国社会中从来没有占据支配地位。中国哲学对神学的批判是由古代学者以自我批判的形式进行的，在12世纪的北宋王朝就已基本完成，其标志是儒、释、道三教合流和“新儒学”的出现。而西方哲学对神学的批判则是四个世纪之后开启的，其过程也充满艰难和曲折，是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并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的。因此，中西哲学的发展道路也有完全不同的特点。

（二）西方中心论的误区

西方中心论是近代西方曾经流行一时的论点，认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和主线是从希腊罗马开始，并在近代的欧洲发展壮大的，因此，欧洲是世界文明的中心。这个观点同中国古代“天朝大国”的观念同样荒谬。完全认同西方中心论的西方学者并不多，但它对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却非常深远，不少西方学者带有强烈的西方文化优越感，对中国乃至东方文化存有各种偏见。在哲学方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近代西方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www.xing528.com)

黑格尔并未全面否认东方文明的价值，甚至认为世界历史开始于中国所在的东方，他说：“历史必须从中华帝国说起，因为……中国实在是最古老的国家。”但也明确表示中国、印度乃至整个东方都没有哲学，也没有哲学史。黑格尔的理由归纳起来有两个方面：首先，东方是专制社会，“在东方只有主人与奴隶的关系”，出于对一个“大力（专制君主）”的畏惧，人们的意志是有限的，不自由的，而思维的自由、意志的普遍性和无限性是哲学存在的前提。其次，黑格尔以西方哲学“物我两分”“主客对立”的观点理解中国的“天人合一”，认为“人（主体）”与“天（客体）”合一的结果是主体“作为消极的毁灭的东西，沉陷在客观的实体里”，“实体（客体）与个体（主体）就漫无区别了”，“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天人合一）就出现了”。黑格尔认为，真正的哲学应该是主体既在客体之中，与客体合一，又保有主体自身的特性，即自由的、普遍的和无限的。[4]总之，中国人的思想和意志，受到神灵和专制君主的双重制约，不是自由的、普遍的和无限的，因此不可能产生哲学。

客观地说，黑格尔对东方和中国哲学的批判并非完全没有道理，但这个批判及其结论从根本上讲是片面的、错误的。原因在于黑格尔对东方和中国的了解是片面的，并且他是以西方社会历史的特点和思想方法去理解东方和中国，这是完全错误的。

首先，中国古代的专制社会是允许思想自由、重视主体的地位和作用的，皇权的专制并不直接限制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只要这个思想不直接危及皇权统治，不破坏社会秩序。笃信佛教的梁武帝对待范缜的《神灭论》也不过是发动臣僚与之论战，不仅未对范缜施以刑罚，甚至连《神灭论》也未予禁毁。以激烈言辞反对皇帝迎拜佛骨，斥责此举为“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韩愈，也不过被唐宪宗贬谪遥远的岭南，图个耳根清净而已。如布鲁诺那样因为持“日心说”观点便被判处极刑的事情在中国古代应该是不可想象的。历史上的文字狱不过是借学术观点来罗织罪名，打击政治对手、镇压异己势力。因此，中国不仅有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有汉唐时期儒、释、道三家之辩和佛教各宗派之间的论争。宋代则开启了新百家争鸣，参与的学者、门生达数千人，他们相互辩驳和自由讲论，由此促成宋明理学的产生和繁荣。没有思想的自由，不可能出现这么多各具特色的学派和丰富的学术思想成果。

其次，专制制度下的古代士人的确有以帝王意志为个人意志的软弱一面，如孔子所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同时，他们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并且他们为理想而奋斗和献身的精神也是可歌可泣的。桓谭反对谶纬被光武帝斥为“非圣无法”，嵇康“非汤武而薄周孔”乃至被杀，韩愈反佛除弊“肯将衰朽惜残年”，王安石为坚持新法而“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朱熹在禁毁道学的“庆元党禁”之后，学者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仍讲学不休。王阳明宣称：“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表明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先贤圣哲也不能成为权威。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可以说是古代志存高远、心存良知的士人共同的理想，它是天地之心、生民之命，是一个可以传承万代的太平盛世。因此，有时对帝王的屈从也不过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

其三，黑格尔并未真正理解“天人合一”的含义，天人合一的命题本身，就是建立在主体的精神自由、主体的地位和作用基础上的。孟子提出了“尽心—知性—知天”的著名公式，这个“天”是仁义礼智的道德原则，它们构成人的本性。人性与天性原本是一致的，人只要充分扩充良心（尽心），就能体验到内在的仁义本性（知性），体验到了人的本性也就把握了天（知天）。因此，孟子的天人合一就是以主体的自由和普遍性、无限性为前提的，是天地万物被我心感知，而绝非将自身沉陷于天地万物。张载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早明确“天人合一”命题的学者，他要求通过长期积极有为的学习和修养，通过对“天”的体验和认识而确立内在的道德本体，最终达到“从心不逾矩，老而安死，然后不梦周公”的自由境界，从而赋予人生以自由充分实现的价值。这怎么能说是一个“毫无精神意味的境界呢”？

中西文化和哲学走的是不同的发展道路，由此形成了不同的特点，相对于西方哲学的重逻辑分析、以精确见长，中国哲学则是重系统、重整体把握。西方哲学走的是“纯哲学”的道路，中国哲学则与社会现实生活密切关联，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比较恰当地揭示了古代哲人的治学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