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先秦始，报效祖国的爱国情就已经从文学作品中抒发而出。《诗经·采薇》中的士兵面对旷日持久的征战，虽然心中时时涌起归家之念，对战争也有怨愤，“靡室靡家，
狁之故”。但对于能加入这场保家卫国的正义之战，士兵还是有着些许的自豪和骄傲：
彼尔维何？维常之华。彼路斯何？君子之车。戎车既驾，四牡业业。岂敢定居？一月三捷！
驾彼四牡，四牡骙骙。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鱼服。岂不日戒，
狁孔棘！
战事紧张，士兵思乡而不得归。但看着我方将士抵御外辱时的积极奋发之态以及精良的武器装备，这位士兵也感到兴奋和荣耀。在期盼和平的心绪中，我们的士兵牺牲“小家”，顾全大局，这份为国而战的精神令人钦佩。而《诗经·无衣》则抒发的是更纯粹的抵御外辱、保家卫国之情：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面对西戎的入侵，秦国人民表现出了英勇尚武的豪情，同时也使得《无衣》成为一首充满爱国主义激情的战歌。
中华民族的爱国精神不仅体现在上述征役诗中，在屈原、杜甫、白居易、辛弃疾、岳飞、陆游等人笔下，我们同样看到了先贤们的拳拳赤子心。中国文化具有一种先天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并非为己，而是为他人、为社会的一种终极关怀。在历代儒家文人的胸怀中，他们对国家、人民的关注也多具有忧患色彩。他们忧时伤民，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例如，中唐时期，各种社会矛盾渐次浮现。白居易以他的方式表达着对社会和政治的关注与焦虑。《牡丹芳》是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中的一首，在这首诗歌中，诗人先是写了牡丹之美，后又写社会上众人对牡丹的狂热追捧和诗人对这一现象的担忧：
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www.xing528.com)
三代以还文胜质，人心重华不重实。
……
去岁嘉禾生九穗，田中寂寞无人至。
今年瑞麦分两岐，君心独喜无人知。
无人知，可叹息。
我愿暂求造化力，减却牡丹妖艳色。
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每逢暮春，长安城中总是车水马龙，人们都为买花而来。但是，在这种“繁华”景象下，白居易却看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玩物丧志、人心浮华、为政者尸位素餐等。所以，在诗歌末尾，出于对时政和国运的忧虑，诗人提出了自己的政治呼唤：“少回卿士爱花心，同似吾君忧稼穑。”
和白居易的焦灼爱国心一样，南宋词人辛弃疾深感祖国分裂之悲，时时用词作来提醒众人应不忘收复失土，并且与志同道合的朋友约以北伐为共同之任，《贺新郎·老大那堪说》：“道‘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清末众文人也是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执着地追求强国之路，不达目的，死不甘心。可见，深沉的国家忧思始终贯穿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的发展过程中，文学成为古人先哲表达家国精神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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